“唇舌的授權”很容易讓人想到愛爾蘭的諾獎詩人西蒙斯·希尼的那篇關于詩歌的著名隨筆:舌頭的管轄。雖說它們所涉及的內容大為不同———前者集中在教育領域，后者則發力于詩歌身上———但這兩個古怪的“標題”所運用的相同的修辭還是給人的聯想提供了捷徑。這種聯想或許并非毫無道理�；仡櫼幌聫埼馁|的大學中文系背景和他的寫詩經歷，人們或許會為自己的這種聯想而略感放心。

　　“唇舌的授權”這一短語的發明權要歸功于作為詩人的張文質，而匯聚到這本書里的其他文字才屬于作為教育者的張文質。我們首先得承認這個短語具有出奇制勝的效果，然后我才要辨別其中艱澀的含義:什么叫唇舌的授權?先來看看書中作者的一段原話:

　　“我們現在的(教育)寫作，往往是一種應付式的，我把它稱為命令式的。這種寫作，不是出于你內心的觸動，不是在你寫完以后感覺到是為將幫助我、陪伴我或者認出我是誰的這樣一些讀者而寫�！�…“授權”，就是要表述一切，要表述在教育領域，在思想領域，在個人生命中所發生的一切。我想，這種表述一切的權利，與那種不斷窄化的、特別理性化、技術化、知識化的寫作是大相徑庭的。越是有批判性的東西，越是有新思想存在的寫作，它才有可能觸動讀者，觸動讀者的一種回應，一種互動，一種真正的發自內心的交流的欲望�！�

　　這段話大概能讓教師們想到每學期必交的論文、案例等，這些出于慣性和形式的行為雖為教師所憎惡和接受，但很少有人作出深刻反省的。長期以來的教育積習使得“教育寫作”這樣一個命題向著“技術化”和“形式化”的方向不斷靠攏，它缺乏新鮮活潑的生命，這正是張文質所厭惡和反對的。因此，他認為教育寫作可能是走進了一個誤區:

　　“你不會感到有一種思想在搏擊，有一種思想在萌芽，或者有一種思想在誕生，在碰撞，在裂變，這些痕跡都看不到了�！�

　　基于此，張文質認為教育者有必要重新打量“教育寫作”，有必要將“教育寫作”從公共的寫作和話語系統里面剝離出來，來一次“教育寫作的自我授權”，即，不需要有規范的模式，做到“我手寫我心”即可。這種“授權”來自于“唇舌”，而“唇舌”是自由的，因此我們不妨把“唇舌的授權”理解為:自由表達，真實尖銳。為此，張文質甚至說:

　　“對于教育寫作，我寧愿看到的可能是混亂的、不清晰的，不是那么理性的，但卻是真實的尖銳的素質�！�

　　這并非是張文質的矯枉過正，也不是張文質對理性的厭惡，我們可以理解為他對“教育寫作”中自由、活潑、真實、尖銳、深刻、預見性等優秀品質的極度渴望。

　　當張文質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和教育界的寫作現實后，當他找到了自己的“真理明燈”后，就意味著在思想和理論上他擁有了堅定的方向和基礎。解放了頭腦之后，就必須解放手腳。換句話來說，在確定了“教育寫作”的內容(寫什么)后，他還必須要為“教育寫作”找一個恰當的形式(怎么寫):什么樣的形式才符合他所謂寫作中的自由、尖銳、深刻?他在《1997年教育手書》里寫道:

　　“1997年6月27日晚，我突然萌生了寫一部散亂、隨意、信馬由韁式教育筆記的念頭。它完全來自俄國作家瓦·洛扎諾夫的啟迪。……(他的)《落葉集》及《隱居》的片斷則像閃電一樣擊中了我。我愿意是這位風格獨特、思想深邃的作家拙劣的模仿者�！�

　　在完成了他所想寫之書后，他又說:

　　“洛扎諾夫的《落葉集》則像閃電般照亮了我教育寫作的旅途，我的《唇舌的授權》就像是它遙遠而笨拙的回聲。”

　　我手里有一本洛扎諾夫的《落葉集》，這是一本什么樣的書呢?它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一部奇書，以“自由、隨意”著稱，其中多是記載作者的沉思所得，類似蒙田的《隨筆集》，但相較于蒙田的《隨筆集》，《落葉集》更加短小，甚至凌亂而毫無章法，且沒有標題，也許這就是“自由思考”的外在表現吧。張文質通過模仿《落葉集》的外在形式來強化著自己對那種刻板、規范的教育寫作的反叛，也強化著自己對自由思考的欣喜。

　　《唇舌的授權》的內容多為作者日常教育生活中的感思所得，涉及面廣而深，“兒童教育是作者筆觸最敏感的痛點�！彼�給我們提供了看教育的三個視角:純粹學理的;實踐的;跳出圈外的。因為對于教育現實了解得過深，所以對于教育充滿了深情的憂慮，張文質曾說:“除了是一個憂思者，我可能什么都不是”，但這種憂慮卻并沒有表現為抱怨，改用詩人艾青的一句話來說是:為什么我眼里常含著淚水?因為我對這教育愛得深沉。

　　也正如學者黃克劍所說，對于這本書，“倘若是一位詩人，你也許可以從這里讀出別一種詩意;倘是一位不茍的從教者，你也許可以從這里感受得到那種為教育的深情眷注所引發的難以自已的悲劇感。”是的，悲劇感，深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