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來，婺城區委常委、公安分局局長呂會民在專注做一件同行看來比較傻的事。這事短期出不了政績，而且費時費錢費力。

　　為了得到下屬的理解和支持，呂會民給每名中層干部發了一本書，叫他們研讀。這本風靡全球、名為《大數據時代》的書，很好地詮釋了他的試驗。

　　呂會民堅信，他的試驗如果成功，就是一次警務革命，婺城的試驗是全國獨一無二的。

　　公安部和省公安廳高度關注婺城的試驗。去年12月下旬，呂會民應邀到北京參加全國警用地理信息應用技術交流會并講解試驗情況，一時震動會場。公安部的專家連稱“想不到”。

　　案件“神奇”偵破

　　2012年4月至7月，婺城區城郊多個小區內37戶村民家被賊爬窗入室盜竊。

　　警方根據現場留下的腳印及作案手段，判斷盜賊為一人，來自外地。但農村監控探頭少，沒有拍到盜賊。

　　按照傳統的破案辦法，警方需在旅館、網吧排查。但僅在婺城區就有370多家旅館和72家網吧。按旅館每天住10人、網吧每天上網200人計算，3個月里就有上百萬人。

　　“這種地毯式的人海戰術排查工作量太大，漏查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把嫌疑人漏掉了，就前功盡棄。”婺城區公安分局網警大隊大隊長施健航說，對于這種案件，靠傳統的破案手段，基本上會走入死胡同。

　　但這個案件非常輕松地偵破了。這得益于婺城警方正在搞的一項試驗——警用地理信息系統，也稱“一點通”警務管理系統。

　　婺城警方進入這個系統，選定市區內所有的旅館和網吧，將在4月至7月里案發時入住旅館和網吧的所有人員信息進行“碰撞”。

　　“結果就跳出一個人的信息，來自黑龍江，有前科，而此人離開金華，金華就無案發。我們判斷此人就是嫌疑人。”施健航說，這只用了半天時間。

　　警方通過布控，半個月后，在一家旅館抓獲了這名嫌疑人，對方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用同樣的方法，警方只用了一天時間，就破獲轄區另一個盜竊10臺挖掘機柴油的系列案件。這個毫無線索的案件，警方通過外來人員信息“碰撞”，將嫌疑人鎖定在一個社區內，再“碰撞”作案時間里進入社區的所有車輛——顯示出唯一一輛小面包車，最終人贓俱獲。

　　大數據時代

　　“這兩個案件是較典型的，運用‘一點通’，至今共破獲860起案件，抓獲犯罪嫌疑人332名。現在所有的案件偵破都離不開‘一點通’了。”施健航告訴記者，“當初搞試驗時，爭議很大，很多人不理解。如果不是呂局長堅持要搞，早就熄火了。”

　　不理解的還有國內一些知名企業，呂會民找他們合作研發，卻遭婉拒。“開始走了不少彎路，浪費了許多時間。”呂會民至今仍感到婉惜。

　　后來，呂會民找到金華計算機研究所，他的想法才落了地。呂會民2011年3月調任婺城公安分局局長，此前他是浦江縣公安局長。上任一個月后他就開始自主研發“一點通”。

　　“我為什么要搞‘一點通’？”面對記者的提問，呂會民正色道，“公安工作的現代化是什么？我認為信息化是公安發展的制高點，誰先掌握各類數字、信息，誰就先取得工作的主動權，這是世界趨勢。”

　　相比于美國等發達國家，中國警務信息化明顯落后。近幾年，公安部致力于公安信息化建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任公安部長期間，把信息化建設擺到提高公安機關核心戰斗力的重要途徑和牽動警務機制改革的重要紐帶的高度。

　　浙江省公安信息化建設起步較早，也建成了一個綜合平臺，“但系統功能重疊，操作復雜，比如登記流動人口有6道程序，核查有關人員要用5個系統。專業民警都感到吃力，普通民警更是望而生畏。”呂會民說。

　　另一方面，信息的采集各自為政，不同民警到同一地方都要重新收集信息。比如交警、治安等警種誰采誰用，不能共享；而在江蘇，警種雖相融，但區域之間又隔離。

　　呂會民的想法是，信息采集打破條條塊塊分割，實現信息共享的“大數據”格局，實戰應用達到即使7歲孩童也會使用的“傻瓜化”。

　　呂會民知道這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試驗，預見到的阻力也不期而來：國內知名企業的不合作，同行及內部的爭議。從2011年4月開始研發的近一年時間里，呂會民頂住了壓力，并得到金華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

　　當看到風靡全球的《大數據時代》時，呂會民更堅定了試驗的信心。這本書指出，“大數據”時代已經降臨，在商業、經濟及其他領域中，決策將日益基于數據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經驗和直覺。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加里·金說：“這是一場革命，龐大的數據資源使得各個領域開始了量化進程，無論學術界、商界還是政府，所有領域都將開始這種進程。”

　　2012年3月，這個傾注婺城公安無數心血，由呂會民取名為“一點通”(一點連通)的警用地理信息系統投入實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