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說，了不起，21歲就當了大元帥

　　1962年，浙江婺劇團首次上京匯報演出。當時北京觀眾許多不識“婺”字，更別說婺劇這一地方劇種了。一觀之下，覺得鄉土味又鮮又野，首場演出即一鳴驚人，隔天報紙便登出了報道，對婺劇的表演藝術大加贊賞。

　　在北京的金華老鄉更是瘋狂捧場，許多人幾乎是場場必到。原定二十多天的演出在如潮的好評下延長到四十四天。獻演的有《雙陽公主》、《三請樊梨花》和折子戲《斷橋》、《對課》、《僧尼會》、《米蘭敲窗》、《打郎屠》等經典劇目。

　　倪建甫說，他第一次見到周恩來總理是在11月初的一天。當天劇團在西單長安大戲院演出《雙陽公主》，票子全部售罄。他扮演男主角——宋朝大元帥狄青。雖然那時的倪建甫還是劇團里最年輕的演員之一，但是圓潤動聽的唱腔，英俊瀟灑的扮相，干凈利落的身段，已使他從一眾表演經驗豐富的戲曲前輩中冒出頭來。

　　一開始大家只聽說了有中央首長要來，卻不知道是誰。后臺的氣氛顯得特別緊張嚴肅，劇團領導忙前忙后，親自檢查每個演員頭上扎好了沒有，帶子系緊了沒有，在臺前指揮的也不是舞臺監督，而換成了一個不認識的人。

　　開演時間一到，只聽他一聲“關燈”，頓時全場漆黑，過了一分鐘，陌生人命令開始演出。“演出時我一眼都不敢往臺下看，唱完了，才悄悄地躲在幕布邊上張望，竟然一下就瞧見了周總理，他就坐在第五排中間的位子。”倪建甫說，他看著周總理時而非常專注地觀看臺上的表演，時而與身旁的人輕聲地交談著，心里激動得怦怦直跳。

　　和總理一見之后的若干天，倪建甫激動的心情怎么也無法平復，令他驚喜又意外的是，在北京的演出結束后，他又迎來了第二次見到周總理的機會。那是他們留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至今記得當天的所有細節。

　　因為第二天就要離京了，領導安排他們自由活動。倪建甫到西單舊貨市場買了點小紀念品，剛剛走回招待所門口，就碰到劇團領導著急地喊他上車，說是有文化部的首長要接見。到了文化部后，周揚(時任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夏衍(時任文化部副部長)接見了劇團的七八名演員。

　　倪建甫說，當時他就坐在夏衍身邊。“我看到茶幾上放著蛋糕，想吃又不敢拿，細心的夏部長可能看出了我的猶豫，他伸手拿了一塊給我，我才敢吃。”在此之前，他只吃過金華產的雞蛋糕，這種西式蛋糕還是第一次嘗到，算是開了洋葷。

　　之后，劇團人員并沒有立即回到他們住的廣渠門招待所，因為接到通知，晚上周總理還要接見他們。倪建甫和同事們懷著激動的心情，惴惴不安地等到晚上十一點多，接著被幾輛“伏爾加”送到了中南海。“就在晚上11點52分，我們到了總理住的地方。”那是一幢平房，進門就是客廳，約有30多個平方米，衛生間很小，大概只有4個平方米。

　　大家在客廳里等了幾分鐘，總理就從里面出來了。他的記性特別好，對看過戲的演員能夠一一報出角色，并一一點評。當看到倪建甫時，周總理帶著濃厚的鄉音說：“你這個狄青，表演得還嫩了點！”接著他又問倪建甫幾歲了，倪建甫連忙答道：“21歲了。”他一聽，馬上說：“了不起啊，21歲就當大元帥了，我們這些老帥可都是五六十歲才當元帥。”

　　講到這次接見，倪建甫還透露了當時他做的一件“糗事”。周總理與浙江婺劇團的演員們談了一個多小時的話后，接見結束，大家起身準備離開，倪建甫站起后，發現自己的座位上有一把很大的叉子，那是他從商場買的紀念品，因為沒有時間回住處放掉，一直帶在身邊。“我當時極度緊張，馬上坐下去，悄悄把叉子塞進褲袋，幸好無人注意。當時局勢緊張，如果給我扣個暗殺周總理的罪名，那起碼也得判個十年八年的……現在想想真是后怕。”

　　一次神秘的政治任務

　　然而最讓倪建甫難忘的演出任務卻并不是1962年的進京演出。

　　“1971年9月10日”，今年71歲的倪建甫清楚地報出了這個時間。浙江婺劇團接到一個緊急通知，要求立即赴杭州參加一個重要政治任務的演出。為此鐵路部門專門在金華給他們加了一節專列，由當時金華地區革委會文衛辦主任親自帶隊，到達杭州后，馬上被送到省革命委員會米市巷招待所，全團人員一律不準外出，不準通電話。

　　第二天立即在省府人民大會堂演出《智取威虎山》，領導對他們下要求，絕對要保質保量，不能出一點失誤。而更奇怪的是，演出的時候，偌大的大會堂里一個觀眾都沒有，只有幾臺攝像機在靜靜地記錄著整個演出活動。

　　演出一結束，所有人當天就被送回金華，誰也不知道這場演出是給誰觀看的。直到林彪9.13事件后，才知道9月10日毛澤東主席正在杭州，并于那幾天在汪莊看電視直播。將兩件事一聯系，有人就猜想，莫非是特為毛澤東主席準備的專場演出？

　　“實情到底如何，至今仍是一個謎。我只能說，這次任務的神秘性和重要性是我所參加的其他演出任務都不能比擬的。”

　　戲散后，觀眾的鞋子能撿到幾籮筐

　　離開北京后，浙江婺劇團又去濟南、合肥、蕪湖、鎮江、無錫等地巡回演出，同樣受到了各地廣大群眾的高度贊譽和評價。北至黑龍江南至廣州，全國有京劇、粵劇、徽劇、黃梅戲、贛劇、越劇、臺州亂彈，鷗劇等許多劇種的文藝團體來浙婺團學戲。“自1962年進京演出載譽歸來后，婺劇經歷了一個絕無僅有的黃金時期。”

　　1963年至1966年，按照宣傳需要，浙江婺劇團排了許多現代戲，有《朝陽溝》、《年青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青山誓》、《雙紅蓮》等等。

　　倪建甫長得濃眉大眼，當時扮演了許多深入人心的正面人物形象。“現代戲與古裝戲比較，更加難演。古裝戲有很多外在的支撐，化妝濃艷，服裝漂亮，提個刀槍，擺個水袖，架勢就出來了，現代戲就是穿著普通的衣服，全靠你的表情和唱腔來塑造這個人物，拼的是硬功夫。”

　　文革期間，全國只有八個樣板戲，古裝戲不能演，電視沒有，電影很少，歌舞只有語錄歌、忠字舞，老百姓的業余生活普遍比較單調。在這樣的社會大環境下，浙江婺劇團的每一場演出，總能得到群眾的熱烈回應。

　　倪建甫說起1970年的夏天，浙江婺劇團去浦江、義烏演出六場，“在廣場上搭戲臺子，演出時觀眾是人山人海，幾萬人都是站著看，連籃球架上都爬滿了人……演出完第二天清掃場地時，鞋子都能撿到好幾籮筐。”

　　在劇院演出也是場場爆滿，那時如果誰能買到一張前排的好票，真是天大的面子。在永康劇院演出時，觀眾每天凌晨四點鐘左右就去排隊購票，劇院工作人員為了防止混亂，放票前先在每個人背后用粉筆寫上號碼，再憑叫號買票。“最容易買票的是賣豬肉的大媽，因為那個年代，買豬肉憑肉票，為了多吃點肉，大家都愿意討好她。”

　　1978年，江山婺劇團排了《逼上梁山》，到金華演出時，場場客滿。浙江婺劇團也緊隨其后，恢復了《僧尼會》、《斷橋》、《對課》、《擋馬》等折子戲。經歷了多年貧瘠的文娛生活后，再看到久違了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群眾中可謂是掀起了一場“精神的沸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