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過后，亦是平常。接踵而至的小寒、大寒，雪又厚了幾寸，人間的寒暑，不為人力所限，及其短長，又豈在吾輩料算之中。再至于家國之事，更非目力所及，較諸前人，今人多半鼠目寸光，不能視遠。然歷史助人興嘆，卻無力于興盛，如是檢點故籍，只是讀書，燈下寸光逐字而行，待至夜深，寒意更見出這是個冬天了。前人謂，燈光之所以能續日月光所不能盡處，只在能盡我一隅之明，不為幽暗所侵，其貴不減日月光者在乎此也。董橋序余英時《中國文化史通釋》中亦提及傅山的“一燈續日月，不寐照煩惱；不生不死間，如何為懷抱”，他對余著《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極為膺服，陳氏晚年心曲，十有八九為其道破，直是隔代知己。陳寅恪晚歲作《論再生緣》，流傳海外，余英時得見，極為文中隱旨所震動，四十年來，得證寅恪先生晚年心曲，表極大之同情，嘆乎中國傳統文化至此行遠而幽微，一如陳寅恪吊王觀堂時所言幾同懷抱，不意終六十年而后觀之，桑田又作滄海，驪珠不可探，蛟龍亦已渺。陳寅恪取霜紅龕集之句，經余氏考證，則又是吊傅斯年，其人深旨微意，有如許曲徑，實為時局所限，不得已而為之。

　　陳寅恪論中國文化，則有“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融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此論尚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的事情，參之今日，亦是切要。西蒙娜·韋伊在1942年也曾說到，“被毀滅了文化的那些人，要么依舊處于沒有文化的狀態，要么接受別人想傳播給他們的一些文化碎片。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不會產生自己的特色，似乎是被同化了。最好的事情是在同化他族的同時，讓他族仍能保存他們自己的活文化，盡管這種活文化也已有所改變。這種好事還很少有過呢”，她又說，“往昔的喪失，不論是集體的，還是個人的，都是人類的最大悲劇”，殘酷一如既往，中外歷然，讀史者豈不慨嘆。中國自有史以來，亂華之事不知凡幾，然文明統緒不曾斷絕，尋其原因，不外是韋伊所說的“當一個入侵民族順從當地的精神(含的民族就是如此)，從中獲得靈感，那里就有了文明”，與此相反，“而當入侵的民族抱著傲慢的無知不放，那里就存在野蠻，而且比滅亡更糟的蒙昧狀態要世代延續下去”，這就是我們所習以為常的“黑暗時期”，海德格爾斷言世界步入午夜，眾人惟有徘徊于期待之中，以待曙光示現，因為東西互融費時且久，不能成于一旦。

　　若要試問今日何日兮，鄭鈞高歌以商品社會，商品社會自然以消費為第一要義，引之以漢娜·阿倫特的話，則是“不費力氣的消費，絲毫不改變生物學意義的生命所固有的貪得無厭的特征，而只會加深這種特征。最終，完全‘擺脫’了艱苦勞動的束縛的人類會自由消費掉整個世界，并且每日自由生產出他們想消費的所有東西”，那么，那些被艱苦勞動所束縛的人們又是什么情況，國際歌中首句即能明乎此也，但克萊蒙梭說得更明確些，“正義斗士的煩心事之一，就是他們要同時對付壓迫者的仇恨和被壓迫者實力的孱弱，常常還要對付被壓迫者心靈的懦弱”。那么，我們為此又該做些什么，萊辛說“我們應該成為朋友”，阿倫特更進一步發揮之，“要是人類總是不去討論世間的問題，世間就會繼續這樣沒有人性。因為世間并不因其由人類組成便有了人性，也并不因有人聲回蕩于其中才變得有人性，而只是在它成為對話的對象時才被賦予人性的”。

　　如此，德納米在《黑暗時期三女哲》中所要傳達的，就不僅僅在于他所引用的韋伊的話了，“應該愛命運，應該愛命運所帶來的一切，甚至愛命運帶來的不幸”。而且更在乎為愛所要踐行的志士之道，不以俗世為轉移，也不必過分在意“曹溪路”上“山多路幾層”(見許渾《盈上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