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婺學創始人呂祖謙和麗澤書院談起

　　“書院”一詞產生于唐代，最初是指官方收藏和校勘書籍的場所，或者是私人讀書治學的地方。后發展為一種特殊的教育形式和制度，作為培養人才的重要機構。當代教育名家朱永新認為書院“在某種意義上講是中國古代教育改革的產物�！彼�不僅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賢人志士，也形成了一整套教學與管理的優良傳統。宋以后的大教育家，從范仲淹、朱熹、呂祖謙、陸九淵、王陽明到王夫之、戴震、康有為、馬一浮、錢穆等，無不與書院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教育史家張正藩教授在評論書院史指出：書院“對于我國教育、社會、政治及學術思想等方面，均有極大之影響。僅就教育而言，如院址之優美，講學之自由，教訓之合一，以及有教無類、因材施教、注重自動自發之研究精神等等，若與現代之大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惫P者試圖結合南宋婺州的呂祖謙和他所創辦的麗澤書院以及朱熹等人的書院教育實踐，談談書院精神及對我們當今教育的啟示。

　　一

　　呂祖謙(1137—1181)，字伯恭，南宋婺州(今浙江金華)人，與朱熹、張栻齊名，并稱為“東南三賢”。他是將南傳的中原文獻學加以光大，集大成為“金華學”(或稱“呂學”、“婺學”)，幾與當時盛極一時的閩學和心學平分天下。

　　清儒全祖望《同谷三先生書院記》云：

　　“宋乾、淳以后，學派分而為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則兼取其長，而復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雖別，要其歸宿于圣人也�！�

　　乾道四年(1167年)至乾道五年(1168年)，乾道八年(1172年)至淳熙元年(1174年)，他在婺州武義明招山分別為母親和父親“守墓”，在這期間，因為他學問淵博，長期研究教育，又在京都太學擔任過教學，做過考官，聲名卓著，所以四面八方的青年趕到明招山或金華城內，聽他講學。在婺州城內，他創辦了麗澤書院。之所以取名“麗澤”，是借用《易經》中“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之義�！胞悵伞币鉃閮蓾上噙B，其水交流猶如君子朋友通過講會而交流認識、學說。

　　呂祖謙以其學識和人格魅力吸引了眾多的學生，《宋史》說：“四方之士爭趨之�！彼�病逝后，由其弟呂祖儉繼續辦理，使書院薪火得以相接，學者何基、王柏等先后擔任山長。

　　呂祖謙一生矢志講學，他曾擔任嚴州教授、南外宗正教授、太學博士等職務。尤其是他創辦的麗澤書院，影響范圍廣、時間長，與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象山書院一起，并稱為南宋四大書院，成為天下學者向往之地，培養了大批的人才。

　　麗澤書院在明末毀于戰火。清康熙六十年，知府取麗澤書院和崇正書院之名，在金華古子城重建“麗正書院”。直至清末廢書院興學堂，改麗正書院為金華中學堂。

　　二

　　書院作為一種教育組織，伴隨著近代學堂的興起而廢，但其精神，其所積累的經驗也已成為中華教育思想寶庫的珍貴財富。我想我們現在的教育到處東張西望、言必稱西方的時代，整理我們的自己文化遺產、教育傳統，重拾中國教育的美麗精神，發揚書院精神，有著特殊的意義。

　　重“明倫”，承傳做人教育的傳統

　　呂祖謙是南宋書院運動的主要領導者。他十分重視教育的作用，以其人性論為基礎，提出書院教育在個人發展中的作用在于矯正氣質以“復善心”。為了復善心，他認為就要用倫理道德約束自己，“習其教，漸其俗”，那么人人皆可為君子。他在其《周禮說》中提出：“要以三德三行以立其根本，根本既立，固是綱舉而目張。”這里所說的“三德”，即是“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所說的“三行”，即“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而“三德三行”等倫理綱常又俱存于儒家經典之中，因而儒經被列為首要的學習內容。

　　與他同時代的朱熹是書院教育的集大成者，他也主張書院教育目的在于“明人倫”，說：“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利祿而已�！敝祆渑険舢敃r以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為目的的官方學校教育存在的弊端，反對學校只一味強調學生的應舉“及第”，而忽視了道德的培養與才能的提高。朱熹一再強調，在少年時期讀小學，要學其事，掌握灑掃應對，掌握最基本的為人處世的常識，教育者要積極認真地做好培根工作。

　　明代大教育家王陽明在談到興辦書院的目的時，指出“古圣賢之學，‘明倫’而已”“‘明倫’之外無學矣”。他認為做人教育以外，沒有其他任何教育，偏離了做人教育的教育，可以稱之為旁門左道；抨擊做人教育的論調，可以稱之為邪惡之說；奉行這種邪說的教育，可以稱之為功利主義教育；為這種功利主義教育所做的宣傳，可以說是騙人的謊言；與做人教育背道而馳的人和行為，可以稱之為名利小人和禍國殃民之舉，他還強調即便是科舉考試，也應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進行改革，才不愧是選拔真才實學的國家考試；即便是國家對官員的選拔，也應按照做人教育的要求來貫徹落實，這樣才稱得上是推行道義。

　　重學術研討，承傳中華文化的薪火

　　書院作為讀書之所，與一般的書齋性質相同。但它同時向社會開放，接納朋友、學者、文人、墨客、道士、和尚，他們齊集其中游宴、就學、講會、品詩、論文、研究著述、討論時局，具有書齋所不可能的廣泛的社會性，成為公眾文化活動的場所。它一直承擔著改造、更新、傳遞華夏文化理論，培養人才的重擔。

　　呂祖謙與朱熹、王陽明等教育大家一樣，肩負著發展學術的時代使命，整理典籍，辨彰學術之緒，以書院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學者，努力經營自己的學派，總合古今學說，集成學術成就，再造民族精神。他講學不輟，在其短暫一生中，培養大批人才。從《宋元學案》一書可知，上《東萊學案》的嫡傳弟子25人，上《麗澤學案》的嫡傳弟子63人，可這88人都是精英賢士，否則就上不了“兩案”。呂祖謙本人曾在《與劉衡州子澄》中：“士人相過聚，學者近三百。”后代學者中，繼承其學，研究其學不乏其人。《宋元學案·麗澤學案》記載：“明招學者自成公(呂祖謙)下世，忠公(呂祖儉)繼之，由是遞傳不替，其興岳麓之澤，并稱克世……明招諸生，歷元至明未絕，四百年文獻之所寄也……為有明開一代學者之盛。”尤其是孕育出像王應麟、黃東發及明清時代的宋濂、黃宗羲、全祖望等大師，在學術發展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他的教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論語》和《孟子》，以及《史記》、《資治通鑒》、《左傳》等各種史籍。這些經、史雖然都有現成書籍可資講解，但呂祖謙講學時并不受書籍所囿，常常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而加以引申和發揮，引人入勝，使人聽而不厭。

　　他的教學方法多，強調啟發誘導、因材施教、自學自得。就連南宋著名的大哲學家朱熹，也命長子朱塾到婺州拜他為師。事先朱子寫書云：

　　“……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成倫理，到彼冀享警誨，或肯向前……”

　　不僅求學者日多，而且許多知名學者也紛紛前來講學，諸如永嘉學派的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及永康學派的陳亮等�！耙粫r士人傾心向往，道統學派燦然昌明，名儒蔚興，鍾武相接，天下稱婺州為小鄒魯�！�(光緒《金華縣志》)

　　呂祖謙為人務實、寬容，“氣質清和，喜歡調和”，具有“宰相之量也”。策劃了著名的“鵝湖之會”(安排陸九淵、陸九齡和朱熹辯論)，首開不同學派論辯之先。

　　會議時間：淳熙二年五月二十八、九日至六月八日，會期十天。

　　會議議題：如何引導學者讀書做學問？是格物致知、讀書窮理，還是簡易工夫、發明本心？

　　參會名單：呂祖謙、潘景愈；朱熹、蔡元定、何鎬、詹體仁、范念德、連崧、徐文臣；陸九齡、陸九淵、朱桴、朱泰卿、鄒斌、傅一飛；還有趙燁、詹儀之、趙焯、劉清之、劉迂。

　　江西的鵝湖之會是一次重要的學術交流會，因朱陸存在的分歧不能再短時間內消弭，會談最終不歡而散，但總的來說是求同存異的大結局。之后，呂、陸、朱三方都對鵝湖之會發表了見解。呂祖謙認為講學讀書是百代為學通法。

　　類似活動還有比這早八年的“朱張會講”。當時朱熹聞張栻闡胡氏之學于岳麓，不遠千里而來訪學。朱張會講，以岳麓書院為中心，并來往于善化城南、衡山南軒二書院，以中和為主題，涉及到太極、乾坤、心性、察識持善之序等理學普遍關注的問題，講論兩個月有余，學徒兩千，輿馬之眾，至飲池水立竭，一時又瀟湘洙泗之目焉。這次學術活動，比鵝湖之會早8年，首開書院會講，自由講學之風。

　　重踐行，強調學以致用

　　呂祖謙博采眾長，既融合中原文獻之學，又貫通關洛之學和性理、經術、史事，調和朱、陸之說，兼取永嘉、永康學派之長，是理學轉向事功之學一個重要人物。

　　呂祖謙在《大學策問》中明確提出要“講實理，育實材，求實用”。他認為一個人除了要“明天理”，還要達用，即能夠學以致用。他抨擊科舉取士的弊病，指出必須“教以國政，使之通達政體”，然后才可為他日所用�！鞍俟ぶ纹鳎�必貴于有用，而不可用，工弗為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為也？”“今人讀書不作有用看，且如人二三十年讀圣人書，及一旦遇事，便與閭巷人無異。”所以，他認為僅僅停留在書本上的探求是不行的，還必須在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踐行，內化為自己的實際行為，如此才能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他說：“如事親、從兄、處家、處眾，皆非紙上所可記。此學者正當日夕檢點，以求長進門路�！彼�很不滿意當時學者只在“推求言句”上下工夫，認為這樣做的結果只能是“德之棄也”。他說：“古人為學，十分之中，九分是動容周旋、灑掃應對，一分在誦讀。今之學者，全在誦說。入耳出口，了無涵蓄�！�

　　為此，他注重學生行為規范的養成，是南宋時期書院學規制定的先行者。書院建成后，呂祖謙為書院手訂規約。其文集中《學規》所收五種麗澤書院“規約”，記錄了他六年內對書院制度化建設所作的貢獻。最早的是《乾道四年九月規約》，提出“以孝弟忠信為本”。其次是《乾道五年規約》，提出了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第三是《乾道五年十月關諸州在籍人》，是為分散在各州的在籍人士所訂的通信問學、互商學行的規矩。后來又制定了《乾道六年規約》和《乾道九年直日須知》，內容涉及家庭道德、士人行為，以及吊慰、喪禮、祭錢等方面。重明倫，特別注重明理躬行，強調在學術思想指導下建立的日用倫常規則，是如何身體力行去做，去實踐，他嚴禁學生去做有害、損人、不正當、不道德的各種行為，如賭博、斗毆、蹴踘、籠養、撲鶉、酣飲酒肆、赴試代筆等，院中同志“聞道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彼此規勸，意在能實踐所學。

　　呂祖謙還重視習武。認為一個國家，文事與武備猶如一個人的左膀右臂，缺一不可。具體到教育上，就要培養一批文能處理政事、武能沖鋒陷陣，集文武之道于一身的治國之才。這也是其學以致用思想的具體體現。

　　重自學，重問答，重啟發，推行“學導式”的教學法

　　從教育史的演化過程中考察，學導式教學法是孔子在春秋時期改革教育、創辦私學的實踐中創造的。然而，這一良好的教學方法在漢、唐、北宋以來，以為官學與選官制度得合流，教育制度的腐朽而沒有得到廣泛的推行。到了南宋，隨著書院教育制度的完善，呂祖謙、朱熹、張栻等一大批學者、教育家努力倡導、推行孔子的這一優秀的教育傳統。

　　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時，除集中講課外，主要采取：自學、互相交流，最后集中解答難點等。他認為，在教學實踐中，必須注意學生的接受能力，要循序漸進，不可超越學生所能接受的限度，同時還要解決教材的排列順序和進度問題，不可雜亂無章，為此他還自編教材《東萊博議》等。他說，“至于余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篡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于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朱熹也是積極倡導和推行導學式教學法。他說：“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用你去體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書用你自去讀，道理用你自去究索，某只是做得個引路底人，有疑難處，同商量而已�！边@里說的“自去理會”、“自去體察”、“自去涵養”、“自去讀”、“自去究索”都是發揮學生自己的主體精神而言。

　　書院老師注重作業的批改和學業的考核，但不排名次，尊重學生的差異。在岳麓書院的學規就規定：“照此憑臆見丹黃，倘或未當，即攜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伊川先生云‘學校禮儀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至哉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