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飄搖，抗戰八年；烽火浙中，功在守土

　　1939年的世界，一如奧登在他的詩中所寫，“黑夜里沒有設防，我們的世界在昏睡”，德國在歐洲小試牛刀，捷克遭到吞滅，德國與蘇聯有關瓜分波蘭的密約已經達成，盡管這只是暫時性的。環繞德國周邊的小國只好自救為上，成立了反德力量聯盟，意圖作最后一戰。不數年，一并為德國收入囊中。世界的局勢江河日下，人心更是在陰暗中漸趨瘋狂。與此同時，日本在中國的侵略，與德國互成犄角，自東北切入河北、陜西、山西、山東，繼而一路南下，華南、華北、華中、華東皆成危局，國民黨奉行不抵抗政策，汪精衛別立門戶，推行“親日”、“共同防共”，時局艱難至此，人心危險至此，真是中國五千年未有之變數。

　　二度開講：“建國有一個中心，就是要建軍”

　　周恩來在金華期間，利用各種場合和機會，宣傳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4月2日和4月5日，周恩來在金華作了兩次演講，廣泛宣傳了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方針。

　　4月2日上午，周恩來在黃紹竑陪同下來到金華中學禮堂，對國民黨浙江省軍管區干部教導總隊的軍官及各機關公職人員作了題為《建軍的重要性與社會軍事化實施》的報告。報告分四部分，在分析了全國抗戰形勢和浙江在抗戰第二階段中所處環境和地位后，提出了抗戰建國任務。周恩來說：“我們抗戰建國的精神，有一個中心，就是要建軍，要使全國人民在抗戰中全民動員起來、組織起來，需要有一個中心力量來推動。這個中心力量，正是在軍隊身上。我們要拿建成軍隊來保證抗戰勝利從而推動建國。”

　　4月5日下午，周恩來還應邀在金華縣抗日自衛委員會會址(金華電子儀器廠舊址)向讀書會、“民先”、政工隊等團體和各界代表500余人作了演講。周恩來從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四方面詳細地論述了抗戰的意義、戰局的演變及抗戰以來敵人遭受到的種種困難與外力壓迫。他說：“浙東局勢將不能如過去平靜，吾人欲克服未來之困難，必須切實做到民眾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部隊重于機關，敵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政治重于軍事，精神重于物質。”周恩來飽含激情的演講，宣傳了我黨實行全面抗戰主張的同時，也為群眾指明了“抗戰必勝的光明前途”，極其振奮人心，如春風化雨，滋潤心田。現場聽眾熱烈鼓掌歡呼，周恩來則頻頻向聽眾致意。

　　一次講話：“爭取一個判官，勝過100個小鬼”

　　5日上午，周恩來利用黃道等住的江南旅社，專門向中共浙江省委就目前抗戰形勢和黨的任務發表講話。出席會議的有浙江省委書記劉英、宣傳部長汪光煥等。會議開始不久，因發生空襲警報，與會人員轉移到金蘭公路方向的一個樹林里繼續開會。會上，周恩來分析了全國和浙江的抗戰形勢并作出重要指示：“中國的抗日戰爭是持久戰，現在是抗日戰爭中最困難的時期，即敵我相持的第二階段。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在爭取國共合作的同時，堅持我黨的獨立自主性并在政治上對國民黨批評的自由，發展壯大黨組織和新四軍的力量，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周恩來專門分析了浙江的形勢和黨的工作，指出：浙江在抗戰的第一階段處于輔助地位，在第二階段它的地位將重要起來。黃紹竑要在浙江獨樹一幟，蔣介石絕不會允許。周恩來下了指示：“浙江黨的組織經過1938年的大發展，今后要加強鞏固工作繼續發展。”他還著重提出要“重視對客觀環境的了解”，“鞏固必須重于發展，質量必須重于數量”，對來歷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黨員要進行審查，嚴防國民黨特務、漢奸和托派分子混入黨的組織，要加強黨員教育，培養干部，特別要培養軍事干部，派到淪陷區去工作，向白區發展。

　　周恩來對一些敏感問題作了深入淺出的解答。在談到同抗日友軍友黨交往時，周恩來說，我們的態度是“不卑、不亢、不驕、不躁”，所有在國民黨政府機關和群眾團體工作的共產黨員，要“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的模范行動，爭取更多的人參與抗戰工作。對于可否在國民黨軍隊里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的疑問，周恩來態度鮮明地說：“蔣介石視軍隊如性命，最怕我們在他的軍隊里發展黨員。為了團結抗日，我們向他講明了不在他的軍隊里發展黨組織，但可以用交朋友的方式進行工作。過去左傾路線時的兵運工作是要兵不要官，作用不大。現在要著重做軍官的工作，爭取一個判官，勝過100個小鬼，這樣作用就大了。”

　　萬里崎嶇，為國效命

　　自1937年盧溝橋事變始，再至廣州、武漢相繼失守，全國抗戰轉入戰略防御階段。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全國形勢隨之逆轉。3月，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公開身份，從重慶經皖南來到抗日前哨浙江視察抗戰，指導浙江黨的工作，歷時20天，足跡遍及12個縣，傳達了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對浙江黨的工作、統戰工作、文化工作和堅持持久抗戰等問題作了重要指示，鞏固和發展了抗日民主統一戰線。周恩來的浙江之行，對浙江人民，包括對婺城人民的抗日斗爭是一個極大的推動。

　　同年4月，毛澤東以蘇維埃政府主席身份，恭遣林伯渠以鮮花束帛之儀致祭軒轅黃帝之陵，祭文謂“世變滄桑，中更蹉跌；越數千年，強鄰蔑德，琉臺不守，三韓為墟；遼海燕冀，漢奸何多！以地事敵，敵欲豈足”，又謂“東等不才，劍屨俱奮，萬里崎嶇，為國效命。頻年苦斗，備歷險夷，匈奴未滅，何以家為。各黨各界，團結堅固，不論軍民，不分貧富。民族陣線，救國良方，四萬萬眾，堅決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更見共產黨人之救國決心。

　　F·C·瓊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大戰前夕1939年》遠東編中說道：“只要中國的抗戰意志還沒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夠堅持抵抗下去，不管這種抵抗是多么軟弱無力”，這與奧登《1939年9月1日》的結尾頗為相似，“有斑點的各處，燈光那諷刺的光點在閃爍，而正義在交換它們的消息……四面八方堆積著同樣的虛無和絕望，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新的世界得以重生。

　　三度返金：“務須埋頭苦干”

　　1939年3月17日黃昏，周恩來行抵婺城，下榻中國旅行社金華分社。隔日，周恩來以游北山為名，在雙龍洞召集邵荃麟、劉良模、翟毅、徐進、毛玲等文化界人士舉行座談會，他對金華文化界的愛國人士在黨領導下開展的抗日救亡運動表示贊許，還鼓勵大家繼續發揮更為有效的作用，使文化工作成為抗戰中的一個重要陣地。在旅行社，周恩來分別接見了駱耕漠、邵荃麟、葛琴、沈馥、翟毅等，他們分屬于《東南戰線》、《浙江潮》、《青年團結》等雜志社，在聽取他們匯報后，要求根據目前浙江的形勢做好群眾工作，對反共的逆流要提高警惕，學會“兩手工作”的策略。周恩來還希望這些刊物不要搞得太紅，要講究斗爭策略，要隱蔽一點。同時，他還著重談到無論辦報辦刊物，都要十分重視和讀者的聯系，“了解群眾的思想情緒問題，要吸引群眾和我們一起辦報刊”。二日后，周恩來前往天目山，途經蘭溪、建德、淳安、分水，于21日到達于潛，與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黃紹竑會晤。

　　自1937年底杭州淪陷之后，省政府即移往金華，時任省主席的黃紹竑在金華的羅店有處隱秘的寓所，俗稱黃公館，屬長方形單層磚混結構建筑，解放后歸第三醫院使用，在其前又建有相同式樣的建筑兩幢，其間用穿廊相通，整體平面呈“王”字形，另有魚池、花園等點綴其間。史料記載，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周恩來在金華曾兩次前往黃紹竑別墅：3月18日未曾得見，此后，周恩來回返紹興。4月1日晨，周恩來再返金華，黃紹竑如約而至。為團結抗戰大計故，商談良久方才歇息。2日上午8時，由黃紹竑陪同，至金華中學禮堂(侍王府議事廳)向國民黨浙江省軍管區干部教導總隊軍官作《建軍的重要性與社會軍事化的實施》的報告。隨后，周恩來出行麗水，視察鐵工廠。至3日晚，三度返金。4日下午2時許，周恩來步行到鐵嶺頭10號(現望江飯店所在地)看望了以劉良模為隊長的上海基督教青年會軍人服務部歌詠隊，以吳大琨為團長、殷揚(揚帆)為副團長的上海慰問第三戰區流動劇團和以李友邦為隊長的臺灣義勇隊等50多位同志，熱情洋溢地對大家說：“上海青年為了抗戰救國，離開自己的家鄉，到前線來慰問抗日將士和戰區人民群眾，這是件十分可貴而有意義的工作，我們堅決支持！”并逐一勉勵各團體，對慰問團的同志說：“你們不久要到皖南去，雖然你們做戲劇宣傳工作，但不要忘記你們的中心任務，務須埋頭苦干，不要辜負上面的期望。”周恩來勉勵臺灣義勇隊員牢記自己的任務，做好組織外胞的工作，又鼓勵軍人服務部歌詠隊一面宣傳，一面組織群眾，期望他們通過各自的工作喚起民眾，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的最后勝利做出貢獻。6日，周恩來向省抗日自衛團總司令部辭行，偕同新四軍南昌辦事處主任黃道及隨行20多人，乘新四軍卡車經金蘭公路離開金華。

　　兩會黃紹竑，共商抗日計

　　黃紹竑與李宗仁、白崇禧并稱桂系三巨頭，抗日戰爭期間，其與蔣介石多有分歧，赴浙江任時，又對中共抗日頗多美詞，以致1938年6月武漢來電，蔣介石指責他在浙江主政“政績不佳、聲名狼藉”，要他好自為之，“切實注意”。黃紹竑接到電報之后很不服氣，更不理解，當下驅車來到武漢，向蔣提出辭呈。辭職未果，蔣介石的一席話卻使他茅塞頓開：“你自去年山西作戰回來，逢人就說八路軍軍紀好，善于游擊戰，打仗勇敢，共產黨如何發動群眾、動員民眾，軍民配合投身于抗戰等等好話。各級黨部、黃埔軍官、地方紳士聽了自然不服氣，要說你的閑話。”

　　之后多年，黃紹竑的興趣從軍事轉向政治，一邊和周恩來在浙西共商大計，天目山會晤之后，甚至填了一首《滿江紅》，以示抗日決心，詞曰：“天目重登，東望盡，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橋疏柳，微池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墳遙下精忠淚。忖來年守土負寸心，生猶死；收失地，從茲始，越勾踐，應師事，愿勿忘訓聚，膽薪滋味。逸豫有傷家國運，辛勞勤把我行治。枕長戈，午夜警雞鳴，扶桑梓。”一邊又熱心“第三黨”，意圖合縱連橫，在政壇開辟新的版圖。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詩歌學會理事、浙江省作協主席團委員龍彼德在他的長篇小說《周恩來烽火東南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中，生動地描述了周恩來兩次到羅店“黃公館”拜訪黃紹竑的情景：

　　第一次

　　3月18日，周恩來一早醒來。在馬副官的陪同下，到抗敵自衛團總部會見了張參謀長(張紹棠)與楊處長。

　　張參謀長說：“黃主席尚在天目山，主持淪陷區政治工作隊會議，羅店的黃公館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周恩來說：“我與季寬先生有過約定(黃紹竑到浙江擔任省主席之前，周恩來在太原已與他有過幾次會談)，到浙江后一定要好好暢談幾次。我已經到達金華，怎能不去他府上拜訪？聽說有人想推遲甚至取消黃周會晤，我看去羅店就更加必要了！”

　　“既然如此，我們馬上安排。”

　　羅店在金華郊區，離城15公里。黃紹竑會館位于羅店東山崗，由于戰時條件有限，建筑比較簡陋，但靠山面坡，林木扶疏，風景優美宜人。

　　這天過午，黃紹竑的副官陳亦南正在客廳看報，突然聽到一連串的汽車喇叭聲，連忙跑出門外，但見兩輛軍用吉普、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門口，從轎車里走出一個穿黃呢軍裝、佩中將銜的將軍來……陳亦南一陣激動，歡呼道：“周副部長，你已經視察完新四軍軍部，到金華來了？”

　　周恩來與陳亦南握了握手，高興地說：“我是昨天傍晚到達金華的。季寬先生有消息嗎？”

　　“黃主席昨天下午剛剛來電，詢問周副部長你到金華沒有，只待副部長一到，他馬上下山，趕來與你會晤。”

　　“季寬先生不是在主持淪陷區政治工作隊會議嗎？不必打擾他了，還是我去天目山找他吧！”

　　第二次

　　(4月1日下午，周恩來去羅店“赴黃主席之宴”。)

　　車到羅店，黃紹竑偕夫人蔡鳳珍已在公館門口迎候。“果然是周先生！”蔡鳳珍歡呼道，回過頭去望著自己的丈夫，“怎么樣，這次打賭你輸了吧？”

　　“輸了，輸了，愉快地輸了！”黃紹竑高興地應道，跑步上前，與剛剛下車的周恩來握手。

　　“季寬先生，這是怎么回事呀？”周恩來好奇地問。

　　“是這么回事，”黃紹竑解釋道，“我剛派陳副官開車去中國旅行社接你，夫人就一口斷定你已乘車來羅店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這么巧的事，夫人便跟我打了賭。真沒料到，還是被她言中了。”

　　“這說明嫂夫人有先見之明。”

　　“哪里是什么‘先見之明’，”蔡鳳珍謙虛道，“而是我盼望之切呀！”

　　“我又何嘗不希望早日見到恩來兄呢？”黃紹竑分辯道，“所以，我承認輸了，而且是‘愉快地輸了’。”晚宴的時候，周恩來概括地介紹了這幾天在紹興的活動情況。隨后，黃紹竑問：“恩來兄，你不是對我辦的兵工廠很有興趣嗎？明天我陪你到云和縣小順鎮的鐵工總廠去參觀一下如何？”

　　“恩來求之不得。”

　　“好，我們一言為定。明天上午我到旅行社來接你，先去軍管區干部教導隊，然后取道麗水，去云和。”黃紹竑說到這里，扭過頭來吩咐陳亦南：“陳副官，你待會兒打個電話給省保安處，就說我明日陪周副部長去麗水、云和一帶視察，要三四天時間，叫他們不要派人去，更不要管老子的事！”

　　“是。”陳亦南應道。

　　尾 聲

　　周恩來的浙江抗日前哨行，是浙江抗日戰爭歷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他烽火千里來到婺城視察浙江抗戰，是婺城歷史上光輝的一頁。周恩來帶來了克敵制勝的法寶，對遠離黨中央的浙江黨的組織在艱難復雜的環境中保存有生力量，對金衢地區以至全省軍民堅持持久的全面抗戰，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戰的最后勝利都有十分重大和深遠的意義。他在視察浙江抗戰的20多天里，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婺城，這對婺城人民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周恩來的視察，對婺城加強黨的建設，鞏固和發展婺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推動婺城的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本文寫作過程中參考了胡國洪、胡波2009年12月15日發表于《金華日報》的《羅店黃紹竑別墅盼修復》，蔣濤2008年3月6發表于《金華日報》的《1939年周恩來在金華》，中共金華市婺城區委黨史研究室的《中共婺城黨史》第一卷，以及阿諾德·托因比主編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大戰前夕1939年》等相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