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群英：和丈夫白手起家的創業之路

　　吃得苦中苦，方能嘗其甜

　　1991年，倪群英從倪西店村嫁到了何建生所在的后溪河村。“我當時嫁過來，老公的家里很窮的，沒有一點錢。”

　　何建生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何建生有兄妹三人，小時候因為家里窮，供不起這么多孩子讀書，身為哥哥，為了供弟弟讀書，何建生初中沒畢業就輟學了。

　　說起做苗木生意，這還得緣于丈夫的茶花情節。羅店鎮后溪村是有名的茶花之鄉，從小在茶花之鄉長大，何建生對茶花有著一種特殊的感情。他想種茶花。但這個想法一提出，就遭到了傳統本分的父親的反對，他認為種苗木是“沒有花頭經”的，農民就應該本本分分地種些糧食蔬菜。得不到家里的支持，何建生就想著法子從苗木種植戶進苗，自己逃票乘火車前往各個城市去賣，從中賺取點差價。

　　對于倪群英夫妻倆而言，創業之初是最苦的。“當時我們剛結完婚，不僅花掉了所有的積蓄，還欠下了一屁股債。加上當時我們擁有的土地并不多。”夫妻倆做起了苗木中介生意，省吃儉用，用賺來的錢一點點來擴大自己的苗木種植面積。一點點投資，一點點積累，到了1997年時，夫妻倆已經有了十幾畝的土地。用倪群英的話說就是“我們有100元，除去日常的開支就全部都投入到種植苗木中去。”

　　土地有了，苗木也有了，可是怎么樣把苗木給銷售出去呢？夫妻倆犯愁了，好在，丈夫何建生有過“擺地攤”的經驗，于是，夫妻倆一合計就開始了“擺地攤”。

　　“擺地攤”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倪群英清楚地記得那是1997年的秋冬季節，他們拉著自己種植的以及從其他苗木種植戶那里批發來的苗木前往上海等大都市賣。“哪里空就把一車的貨卸下來。”一到晚上，為了看守這卸下來的一車苗木，夫妻倆都不敢去住酒店，只能在大馬路上蓋著簡單的被褥將就一晚。“一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我們可以用來取暖的被褥都打濕了，加上是秋冬季節，整個人都凍得發抖。”回想起當時的情景，倪群英說，“現在想想當時真的太難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吃得苦中苦，方能嘗其甜。夫妻倆“擺地攤”吃了不少的苦，但是苦過之后賺來的錢也分外讓他們高興。也就在那一年，夫妻倆拉著一車花木前往江蘇射陽去賣，頭天下午三四點出發，第二天早上七八點到。到達射陽的那天正巧碰上了7月1日香港回歸的日子，夫妻倆剛到，就被當地人圍了個水泄不通，很多人都搶著買花。一直忙到下午兩點左右，車上的花還沒賣掉三分之一，夫妻倆就賣了有一萬多元！

　　靠“誠信”二字發家致富

　　夫妻倆白手起家，如今已經是村子里乃至全市都是數一數二的苗木種植大戶。究其原因，倪群英道出了其中的真諦：誠信！如果說敏銳的市場嗅覺以及比別人先學會找銷路讓夫妻倆贏在了起跑線上，那么誠信則是讓夫妻倆一直領先于別人的最大“武器”。

　　1994年，那是個通訊設備未發達的年代，家里沒配電話，連BB機都沒有，訂貨發貨都是靠著口頭協議。一年冬天，一個客戶來到家里訂貨，按15元一株的價格訂了一批茶花，夫妻倆算了一筆帳，當時按12元的茶花進價，除去每株1元的運費，每株還能賺2元的差價。

　　 到了第二年的春天，約定發貨的時間到了，茶花的進價卻已經漲到了30元一株，還要自貼運費，算下來每株“自掏腰包”至少19元。倪群英打了退堂鼓，“老何，要不我們這單生意就別做了吧!”何建生可不干，“這怎么行，定金都收了，我們可不能做沒有誠信的人，就算貼錢也要做!”夫妻倆開始著手備貨，何建生拿個噴漆瓶給挑好的苗木上做標記，倪群英就跟在身后記錄，“我一邊記，一邊勸，可他還是很堅決，一定要做這單生意。”最終，按照約定，夫妻倆把貨送到了客戶手中，客戶被他們的誠信態度所感動，不但補上了差價，還多加了錢。

　　正因為有了這次誠信的合作，在2004年，夫妻倆迎來了他們生意上最大的飛躍。當時的那位客戶原本是在宜興林場當領導，后來辭職到一家上市公司當領導。夫妻倆的信譽，那位領導一直記在心里，也就從那時候開始他們一直合作到現在。2004年，通過丈夫何建生的關系，那位領導所在的公司花了兩千萬元在金華收購了兩個苗圃，夫妻倆從中也賺取了有一百多萬元的中介費。

　　夫妻同心 其利斷金

　　嫁給何建生，苦也苦過，倪群英說：“那時候我嫁給他的時候，我就說，我對你沒什么要求，只要從抽屜里拿十元二十元用不感覺心疼就好了。”回想起來那時候的生活，雖然苦，但夫妻倆也過得簡單幸福。

　　丈夫何建生說：“創業之初，我們真的是很窮，很苦，慢慢地一點點積累才有今天的成就。”其實，在何建生看來，妻子倪群英對自己的幫助是很大的。剛開始做苗木，何建生一直忙于到處奔走找銷路，而照顧孩子照顧田里苗圃的事情都落在了倪群英的身上，但她從未有過抱怨，正因為有了她一路的支持才有了他們今天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