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漫漫尋親之路

　　在抗日最前線從事新聞報道

　　項俊文1914年出生于金華縣孝順鎮后項村。祖上世代以務農為生。由于父母很早去世，留下5個孩子，長兄為父，在金華省立七中讀書的項俊文不得不輟學回家，挑起養家的重擔。那時他只有19歲，為了生計，項俊文曾去義烏埠頭等地教書，又在金華當“土地測繪員”，以其微薄的工資養活弟弟妹妹。項俊文思想進步，他很早在地下黨的引導下，參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

　　為了奔赴延安，項俊文對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項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項秀華未及婚齡，他也力促其與七中同學、好友嚴金明及早成婚；12歲的秀娟妹妹送人當童養媳。又把9歲的小弟弟托嚴金明帶到杭州，進浙江省立貧兒院念書。1938年春，項俊文把家中僅有的祖居典賣100元銀洋，作為路費去延安。臨行前，托付好友嚴金明照顧弟弟妹妹。隨后又悄悄來到貧兒院，向弟弟項秀文及好友許為通告別。踏上旅途后，項俊文在途經武漢時，曾寫信給許為通，署名“雷雨”。

　　項俊文到延安后，改名雷燁，參加了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學習，因擅長文學創作和攝影，兼任各報刊特約記者和通訊員，并加入了共產黨。

　　1938年8月1日，項俊文從延安“抗大”第四期結業。八路軍總政治部為加強敵后新聞報道，特從“抗大”學員中選拔了一批政治素質和寫作水平兼優的共產黨員，組成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團。項俊文入選并被任命為記者團第一組(晉察冀組)組長。11月20日，總政治部命令第一組在項俊文帶領下從延安出發，跋山涉水，穿越敵占區，于12月下旬抵達晉察冀邊區，受到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接見并合影。

　　1939年5月前后，項俊文主動要求隨軍挺進冀東抗日最前線，在極其困難和險惡的環境中，從事新聞采訪報道工作。

　　1941年，項俊文先后任冀東軍分區政治部宣傳科長、組織科長。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時，他積極進行新聞采訪，成為冀東從事攝影采訪最早、報道成績最突出的前線記者。項俊文先后發表了《灤河曲》(詩)、《我們怎樣收復了塞外的鄉村》(報告文學)和通訊《冀東潘家峪大慘案》等作品。他拍攝的照片真實地記錄下侵華日軍的暴行以及冀東子弟兵轉戰長城內外，收復祖國河山的動人畫面。這些照片引起當時晉察冀畫報社全體同志的極大興趣，畫報社社長、著名攝影家沙飛更是愛不釋手，他決定在《晉察冀畫報》上出版項俊文的攝影專輯。

　　1943年4月20日晨，項俊文帶領兩名警衛員到平山縣曹家莊(原晉察冀畫報社駐地)去取秘密文件。回來途中，在曹家莊北面的南段峪村與前來“掃蕩”的日軍遭遇。項俊文與警衛員一同與敵人展開周旋，后因孤立無援，在南段峪村一條狹長的山谷中被敵人包圍。危急時刻，項俊文掩護警衛員突出重圍。在迅速撕毀身上攜帶的文件，砸碎了心愛的相機和望遠鏡后，年僅29歲的項俊文用最后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項俊文犧牲的消息傳來，晉察冀畫報社的全體同志無比沉痛。在整理烈士遺物時，他們發現了一本血染的相冊，里面夾著項俊文尚未整理完成的攝影專輯照片。晉察冀畫報社全體同志和南段峪村群眾為雷燁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并將他的遺體掩埋在平山縣南段峪村。

　　60多年的尋親之路

　　原杭州市政協副主席項秀文心中有個最大的愿望：找到1938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項俊文。60多年來，他四處打聽哥哥的下落，但卻一直杳無音信。

　　項俊文在1938年途經武漢時、1939年到達延安后，曾往家里寄回兩封信。后又于1941年和1942年寄回來兩封信，希望弟弟項秀文能夠“多看課外書，追求真理，不斷進步”。為避免牽連家人，他在家信上署名“雷雨”。在1942年最后的一封信中，寄信的地點為河北省行唐縣陳莊，一個叫“一心堂”的藥店，項秀文一直牢牢地記著這個地名。從此之后，項俊文與家人失去了聯系。

　　年幼的項秀文紿終相信，哥哥一定會回家。在八年抗戰中，他一直跟著省貧兒院、保育院流亡于浙南，始終把哥哥的照片貼身珍藏。

　　后來，項秀文沿著哥哥的足跡參加了革命，到了上世紀50年代，周圍參軍的人紛紛回來了，但項秀文依然不見哥哥的身影。1953年后，項秀文托人在《人民日報》刊登了尋人啟事，希望能有人記得名為“雷雨”的八路軍，但依舊杳無音信。

　　60多年來，項秀文身邊一直珍藏著哥哥留給他們姐弟的照片和信件，全家人始終在千方百計地查詢哥哥的下落，但卻沒有任何進展。雖然預感到哥哥可能已不在人世，但項秀文和姐姐們還是通過各種方式努力尋找。

　　1986年，項秀文去遼寧省參加全國地方志工作會議期間，認識了石家莊市地方志辦公室主任高永楨。項秀文把哥哥項俊文的情況向高永楨作了詳細介紹，并委托他代為尋找哥哥的下落。

　　回到石家莊后，高永楨立即著手進行調查。調查的切入點是項俊文的發信地址——河北省行唐縣陳莊。令高永楨失望的是行唐縣根本沒有陳莊。通過走訪行唐縣及石家莊周圍的縣，在一些老同志的口中得知，靈壽縣有一個叫陳莊的地方，且那里駐扎過中共的黨政軍機關，也曾是抗大二分校的臨時校址。據一些老同志回憶，由于當時行唐的郵路比靈壽快捷，因此，人們往外發信，大都寫“行唐陳莊”。在確定項俊文的發信地址是靈壽縣陳莊后，高永楨多次走訪靈壽縣陳莊健在的老人，但都沒有找到和項俊文有關的線索。

　　高永楨退休后，仍然牽掛著這件事。2001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他看到一篇回憶原晉察冀畫報社社長沙飛的文章，文中有一句話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人如今在世的已經不多了，和沙飛曾經一起戰斗過的雷燁，現在安葬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浙江人。”雷燁，雷雨，同姓“雷”，同是浙江人。那么，“雷雨”和“雷燁”是否有聯系？高永楨立即趕到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在雷燁烈士墓前看到了如下碑文：“雷燁同志，八路軍總政治部前線記者，青年詩人，浙江省人，1938年秋到晉察冀邊區，任前線記者團記者，1943年反‘掃蕩’戰斗中犧牲于平山，年僅29歲。”

　　在烈士陵園史料室工作人員的協助下，高永楨經過查閱雷燁烈士的檔案，發現雷燁的年齡、籍貫和到延安前的大致經歷與項秀文的哥哥項俊文極為相似，但是檔案中雷燁的籍貫只寫明浙江省，因此還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雷燁即是雷雨，更無法證明雷燁和項俊文同屬一人。

　　在隨后的一個月內，高永楨先后走訪了河北省檔案館等單位，又通過河北省軍區查問到原冀東軍分區司令員李運昌、政治部主任李中權在北京的電話。經電話聯系，他們表示都還記得雷燁，并為雷燁的犧牲感到惋惜。高永楨將這些珍貴的線索資料和在華北軍區烈士陵園找到的一張雷燁的照片寄給了杭州的項秀文。項秀文在看到資料和照片后，經過甄別，初步認定雷燁就是哥哥項俊文。

　　烈士身世真相大白

　　2001年9月，項秀文攜帶著珍藏了60多年的信件和照片以及高永楨提供的線索資料專程趕赴北京，請那些與雷燁共同戰斗過的戰友辨認。

　　項秀文找到了已90多歲的原晉察冀畫報社副社長、后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張致祥及其夫人伊之女士。多年來，張致祥一直致力于《晉察冀日報》歷史的研究工作。張致祥通過多種方式，聯系到了健在的20余位原晉察冀畫報社、日報社的老記者。張致祥及眾位老記者通過對項秀文隨身攜帶的項俊文赴延安前留下的照片仔細辨認，一致認定，雷燁即為曾經化名雷雨的項俊文。張致祥、伊之及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秘書長秦永川聯合署名，出具了雷燁即是雷雨(項俊文)的證明，并加蓋了“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的印章。

　　著名電影演員田華至今還保留著一張她與雷燁的合影，照片中的雷燁擁著身穿厚厚棉衣的小田華。據田華回憶，照這張合影時，她才12歲，那時雷燁很照顧她。照相前，雷燁風趣地對田華說：“你叫田華，我叫‘雷華’(當時許多老百姓都把雷燁叫作雷華)，咱們‘二華’合個影吧。”于是，由當時的晉察冀畫報社社長沙飛拍下了這張照片。項秀文在京期間前去拜望田華時，田華特地將這張照片翻拍給項秀文。

　　60多年了，項秀文終于找到了哥哥的下落。那天，項秀文風塵仆仆地來到華北軍區烈士陵園。在雷燁烈士墓前，項秀文代表家人舉行了一場遲到的祭奠，為哥哥掃墓并敬獻了花籃。古稀之年的項秀文在哥哥的墓前百感交集，他哽咽著說出“哥哥，我終于找到你了”后，頓時泣不成聲。

　　(注：此報告文學獲中國新聞獎報紙副刊銅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