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作家故跡考察與“北京文化地標”的構想

　　在我的印象里，名人故居大多保存完好，它們往往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時常出現在電視紀錄片里，還有一些故居被辟為旅游景點，則更是修繕一新，游人絡繹不絕。絕未曾意想到現實當中，有的名人故居竟然會如此破敗、恓惶。進一步則想到，歷史上許多作家都曾在北京暫住，那其他故居的境遇又如何呢？由此，我開始有意識地爬梳資料、實地查找，尋訪現代文學時期存留在北京的作家故居。這幾年前后算下來，親自看過的故居大約有六十余處。不但我自己看，一年一年還領著中文系的學生去一塊去找、去看，去體驗、去思考。在尋訪、考察的過程中，一個“北京文化地標”的概念慢慢出現在我的腦子里。

　　一、現代作家故跡是北京文化地標的重要資源

　　除去明朝初年和民國時期曾短暫的定都于南京和重慶之外，自金代以來，在800余年的歷史中，北京一直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北京的建設和發展見證、伴隨、影響了整個中國的近代演變和現代轉型。而憑借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優越地位，北京吸引了大量的文化精英匯聚于斯，盡管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曾經南移、西遷，但是文化中心的地位卻從未旁落。即便放在世界范圍來看，北京也是一座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名城，是人類共有的文化瑰寶。

　　北京保有大量歷史文化古跡，但是就北京的文化地標建設而言，我們還有許多人文資源尚未得到有效地利用。北京的文化地標建設，目前大致有兩個方向，一是以故宮、天壇、頤和園、恭王府、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為載體，具體落實在千年帝都、皇家氣象這個方向；二是以“鳥巢”、“水立方”、新央視大樓、國家大劇院等“創意建筑”為載體，凸顯當代北京的現代氣息和創新精神。但這兩者共同強調的實際還是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這固然是北京所特有的文化優勢，但是除此之外，“現代文學”時期的、具有市民文化色彩的許多“作家故跡”卻并未受到足夠的重視，更遑論開發與建設。

　　北京宣武區有許多明清時期的會館，晚清、民國時期，許多現代作家初到北京都曾在會館暫住，康有為、梁啟超在南海會館，魯迅、孫福熙、許欽文在紹興會館、沈從文在酉西會館，林海音在晉江會館。作為“新文化運動”和“京派”文學的策源地，許多文人都曾在北京置辦房產，蔡元培、胡適、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郭沫若、冰心、梁實秋、老舍、沈從文、朱光潛、林徽因、徐志摩、丁玲、艾青、蕭軍、趙樹理等等，簡直不可勝數。郁達夫、蕭紅、巴金等托足于此的時間雖然短暫，可他們在北京期間的行跡也都可以查找得到。和作家們關系密切的大學、書局、雜志社、圖書館、報館等舊址則是近現代歷史最為重要的實物見證。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中法大學、女子師大等，中國第一批現代大學半數集中在北京，許多作家、學者都曾在其中任教。京師圖書館、松坡圖書館、京華印書局、北新書局等這些官辦、民辦的文化機構，是梁啟超、魯迅等日常生活重要而又有趣的延伸。《京報》《晨報》等刊物則記載了邵飄萍等知識分子為言論、新聞、出版自由的民主夢想而付出的歷史性努力(京報館目前尚存，位于魏染胡同)。許多文人、學者最后終老北京，除八寶山之外，香山、萬安公墓甚至北京城區里都存有他們的墳塋、墓葬。今日北京城里許多商鋪、學校、機構的楹聯、牌匾也都出自這些文人之手。廟堂之上者如郭沫若手書的“故宮博物院”，市井之間者如老舍的親屬胡絜青題寫的“白塔寺藥店”、“北京滿文書院”和舒乙撰寫的“護國寺小吃”等等。

　　故居、舊址、墓葬、墨跡等等，這些作家故跡都是文化地標建設可資利用的寶貴資源。它們散落在北京城各地，特別是這些作家豐富的經歷更為拓展這些故跡的人文魅力、提升北京文化地標的品格提供了無盡的可能。游歷其中不啻于徜徉在博物館、畫廊里，由此可以說北京城本身就是一座龐大的藝術博物館。

　　二、北京四合院與城市精神的豐富表情

　　由于長期的文明發展，北京城內各種風格的建筑共生并存，紅墻碧瓦的宮殿廟宇，棋盤狀的明清街道、四合院，高大宏偉、兼具蘇俄風格的“北展”、 “軍博”，以及帶有鮮明后現代主義特色的、引起廣泛爭議的“鳥巢”、西直門嘉茂大樓、朝陽門SOHO“大鯨魚”等等。北京如同一座龐大的建筑博物館一樣，以其735平方公里的展區面積容納和展示著這些“藏品”。而這些建筑所彰顯的城市精神是完全不同的。許紀霖、陳平原等都曾就此做過論述。如果說“城市精神”是對一座城市的全部歷史和發展方向的提煉、概括的話，那么這些不同功能、形制、風格的建筑則堪稱是這座城市的具體“表情”。

　　總體來看，明清時期的皇家宮殿和建國初期具有蘇俄風格的建筑共同體現了北京獨一無二的政治文化；那些后現代主義風格“奇奇怪怪的建筑”實際上則象征了金融資本文化在北京的搶灘登陸，毫無北京特色，簡直是北京最木訥的一副表情。而介乎這兩者之間、應當引起重視的，則是北京城里星羅棋布的、那些文人作家存身于此的四合院。1986—1991年間發行的民居郵票中，“北京民居”的票面圖案即為青磚灰瓦、一正兩廂的四合院。四合院是北京最生動、最傳神、最具市民氣息的一幅表情。

　　四合院集中體現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古人認為“天圓地方”，四合院四向合圍，既不是三合，也不是一字排開，這正暗合了《周易·說卦傳》里“乾為天，為圓，為君為父”，“坤為地，為母，為方”的說法，而院子中庭又恰好合乎五行“中央戊己土”的方位理論。無論開門朝向，四合院都是坐北朝南，從宜居、實用的角度來看，北京位于北半球中緯度地區，四合院的這種空間布局有利于最大面積地接受南來陽光的照射，同時也最適合北方隨寒暑交替而來的季風。這其實和《周易》中“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的思想有密切聯系，是環境塑造文化的典型案例。四合院里，光照條件最好的正房一般供長輩居住。魯迅西三條胡同的住宅，母親魯氏、夫人朱安連同他自己都住在北面的正房里，母親和夫人則依照“東首西次”的觀念分別住在東、西兩屋。梁實秋在《疲馬戀舊秣，羈禽思故棲》(1978)中回憶到“內院上房三間，左右各有套間(耳房)兩間。祖父在的時候，他坐在炕上，隔著玻璃窗子外望，我們在院里跑都不敢跑”，“上房是我們非經呼喚不能進去的，而且是一經呼喚便非進去不可的。我們戰戰兢兢的魚貫而入。”北面的正房包括東西耳房，東西廂房包括廂房南邊的盝頂，加上南面的倒座房，再配以一座影壁墻，四下合圍這就構成一座簡單的四合院。不過，嚴格地說來，這只能算是“四合房”，標準的四合院還要有屏門、垂花門、游廊以及后罩房等等。各個房間的位置、功能、樣式、規模以及整座院落的裝飾等也都大有講究，難以盡述。院子里，房前屋后一般都種有樹木和綠植，一些有條件的人家會搭涼棚、擺魚缸。魯迅的《秋夜》(1924)、冰心的《相片》(1934)，都曾提到院子里的樹木花草。1953年老舍入住豐富胡同19號院并種下兩棵柿子樹，這兩顆樹也成為院子里最富裕文人情趣的景致，胡絜青遂將小院命名為“丹柿小院”。梁實秋晚年客居臺北依舊懷念著北平中上之家“天棚、魚缸、石榴樹，先生、肥狗、胖丫頭”(梁實秋：《臺北家居》)的生活情趣。

　　三、作家故跡是民族歷史記憶的錨點

　　趙園先生曾在《城與人》里談到“北京文化的形成與其說賴有天造地設的自然地理環境，不如說更是社會演變的直接產物。在‘成因’中政治歷史因素顯然大于其他因素”。現代文學時期，以高校、書局、報館以及各類社團為依托，許多文人齊集北京。在“當代”，除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傳媒團體外，中直機關、駐京部隊也吸納了大量的文學人才，尤其是隨著戶籍制度和人才流動機制的改善，懷揣夢想漂泊來京的外地作家、寫手更是不可計數。北京之所以成為文化中心，這和其政治中心的強勢地位是分不開的。而歷史上，正是這兩重身份的交相輝映和相得益彰，使得北京成為了一個重疊了多重“歷史記憶”的文學意象。

　　有數年間詩人西川曾每日直線往返于崇文門和宣武門之間，中間必定經過正陽門，他回憶說“每過正陽門，我的目光便會在那高大灰暗的建筑上停留片刻……美國人保羅·S·芮恩施在《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一書中……所記錄的北京是袁世凱、張勛、梁啟超的北京。有時我的思緒就停滯在那個時代。那是一個遙遠的北京。”(西川：《想象我居住的城市》)與之相似，浙江山陰籍老作家許欽文十八歲初到北京時即前往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紹興會館投宿，當行至菜市口他忽而想到“有名的《吶喊》是在紹興會館里產生的，想來作者，當時也常在菜市口這地方經過。”(許欽文：《菜市口》)很明顯，正陽門和紹興會館像個巫師一樣召喚起了西川和許欽文關于歷史的回憶，他們本人并沒有經歷過去，自然也理應不該有所謂的回憶。可是，這正如同哈拉爾德·韋爾策所說的那樣“我們總是在歷史的城市建筑群的框架之內活動的，從建筑史和城市建設角度看，這些建筑群可能是沒有歷史和沒有面貌的，但它們卻總是在以水泥、磚石和瀝青的形式代表著物質化的歷史時代。空間、高樓大廈和城市，都具有毫無疑問的和不言而喻的性質。恰恰是它們的這種性質，讓人們很少注意到它們作為無意圖地表達著歷史的媒體而具有的功能和強大效果。(韋爾策：《社會記憶》)這其實是說，城門、會館、四合院、墓葬、墨寶、胡同等等這些故跡其實是連通過去和當下的奇特中介，歷史、傳統并不是鎖閉的，而是會不斷隨著新質的融入而發生改變。

　　近年來，圍繞“記憶”和“北京”出現了不少成果，比如王軍的《城記》(2003)、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2004)和《伶人往事》(2006)、章麗凡的《記憶：往事未付紅塵》(2004)、陳愉慶的《多少往事煙雨中》(2010)以及朱文一主編的“當代北京城市空間研究叢書”等。不管是側重于“往事”還是“空間”，這些成果實際上全都聚焦于北京，或專門或順帶，提及了北京大量的胡同、老宅等建筑，從宗教、行政、紀念、博物、校園等多個人文角度喚醒這些文人故跡沉睡的歷史記憶。從這個角度來說，北京的作家故跡正是歷史記憶的錨點所在。

　　四、作家故跡保護與空間正義倫理

　　無論是從愛國主義教育、地域文化(文學)研究、歷史文物保護還是從旅游資源開發、區域文化產業建設等方面來看，以民間、教育、文化為切入口，北京文化地標的建設，不僅意義重大而且具有可操作性。然而事實卻是，在城市化的改造、拆遷過程中，大量文人故居雖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但實際上是以裸奔的方式抵御著時間以及各種勢力的窺伺和蠶食，總體來看，這些院落的保護情況極為糟糕。

　　在許多四合院的門口，一面是“文物保護單位”的標牌，另一面是“非開放單位謝絕參觀”的白紙，“文物保護”實際上根本無從談起，天長日久淪為面目全非的大雜院也就不足為奇，梁啟超、陳獨秀、田漢、歐陽予倩等故居都屬此例，真可謂比比皆是。“火燒趙家樓”是載入史冊的五四標志性事件，而現在“趙家樓遺址”卻被改為一家雀喧鳩聚的飯店，這廂是墻上的“東城區愛國主義教育基地”的牌子，那廂是門口“車位已滿”的閉門羹，不遠處的“火燒趙家樓紀念碑”周圍卻堆滿雜物，顯得寒酸臟亂。無論從國史的哪個角度來看，北大紅樓都是一座毫無疑義的文化地標，如今這里被辟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接待慕名而來的參觀游客。殊不知“這個北大舊址建筑群已近凋零，少人知悉。京師大學堂部分已被改建成賓館、餐廳，紅樓老校區也被一些政府機關占用。”(呂宗恕：《“誓死保護北大舊址”》)類似這樣的情況，難道就沒有更好的解決之道嗎？

　　而更加觸目驚心的，則是許多故居被毀于一旦，變成一片廢墟。2012年1月，位于北總布胡同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維護性拆除”引起輿論嘩然(號稱“東城區教育基地”的趙家樓飯店和梁林故居是正對門)，而類似情況在北京遠不只此一例。油漆作胡同1號莊士敦故居、八道灣胡同11號周氏兄弟故居以及小石虎胡同里梁啟超、徐志摩、蹇季常、蹇先艾等文化名流曾共事的松坡圖書館，這幾處我去尋訪時看到的全都是一片瓦礫。

　　誠然，北京城內存有海量的作家故跡尤其是故居院落，在城市化改造的過程中，把這些全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既不現實也無必要。現代城市是一個復雜的空間共同體，許多需求和功能都有理由得到滿足，對于城市、特別是北京這樣的特大型珍貴古城來說，規劃、建設以及保護絕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稍有不當便可造成無可挽回的嚴重后果，其影響常常是歷史性的。2012年，北京的“中軸線”被國家文物局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正式啟動世界“申遺”進程。在媒體的宣傳里，“中軸線”集中展示了北京的皇權文化與創新活力。但是實地走訪一趟之后，我覺得中軸線整體上看起來并不和諧統一：永定門、天壇、自然博物館、國家大劇院、天安門廣場、故宮、鳥巢，這些風格迥異的建筑都沿途分布在中軸線上；而且其中不乏永定門、天橋、前門大街這樣的“修復品”；此外不應忽略的還有單體建筑與周圍建筑(群)的沖突，比如國家大劇院與金頂紅墻的故宮建筑群，比如被東方新天地遮擋的古香古色的協和醫院。這些問題使得中軸線難以形成統一的空間特色。而為了疏導北京而動遷保定和通州的決議是不是會讓人想起半個多世紀前始于赤誠、終于蕭颯的“梁陳方案”？而北京的“空間正義”問題不也正是在優美與悲壯、歷史與現代、緬懷與實用的多重交響中，而顯得更加獨特、更加復雜，也更加觸動人心？

　　(作者系北方工業大學中文系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