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牢記“行醫先做人”的教誨,多年來堅守在鄉村第一線。他幾乎未睡過幾個安穩覺,不管刮風下雨,只要鄉親們有召喚,總是隨叫隨到。他叫徐祥忠,今年65歲,是婺城區白龍橋鎮西園村衛生室的一名鄉村醫生。
泛黃的招牌,發黃的紙張,和塵埃一起掛在墻上的衛生室營業執照,幾把椅子,一張小床,一張診療桌,這些老物品靜靜述說著衛生室的過往,走進衛生室,一陣混雜著各類藥味的氣味撲鼻而來。50年的診治,徐祥忠與附近的村民早已無比相熟,在問診的時候,他常常會跟病人扯上一兩句家常。那張盛放藥柜子的灰黑色木桌,被摩擦得光滑油亮,見證著這里的悠長歲月。
上世紀60年代開始,為應對缺醫少藥的現狀,在國家的號召下,赤腳醫生(即鄉村醫生)應運而生。那些有一定文化水平且根正苗紅的青年被挑選出來,到縣一級的衛生學校接受短期培訓,結業后即成為“赤腳醫生”,但沒固定薪金,許多人要赤著腳,荷鋤扶犁耕地種田,“赤腳醫生”名稱由此而來。就是因為這樣,1969年徐祥忠響應號召走上了“赤腳醫生”漫漫長路。
回憶起過去給人看病診療,徐祥忠說“苦但有意義”。在那個年代,沒有寬敞的道路,沒有路燈,沒有代步的工具。一盞煤油燈,一只木質藥箱,一雙布鞋就是徐祥忠的全部裝備。
那是1974年,那天正逢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飯的徐祥忠剛剛準備躺下休息。就在這時,門外傳來了焦急的敲門聲,原來是隔壁村上的鄭大爺病情突然轉重。來不及細想,徐祥忠隨意套上一件外套,拎起藥箱就往隔壁村上趕。大年三十的夜晚格外的冷,通往隔壁村的兩公里的羊腸小巷顯得格外的崎嶇和漫長。借著煤油燈微弱的光,他一步一腳印地來到了鄭大爺的家中。此時的徐祥忠早已汗濕滿頭,來不及坐下歇會喝口水,就直奔鄭大爺的床前。
鄭大爺患的是肺病,在當時那個醫療條件,很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當時還年輕的徐祥忠說:“當時我根本來不及想怕不怕,唯一的念頭就是想學過的知識,想著該用什么藥才能夠快速有效。”最終在徐祥忠的治療下,鄭大爺的病情慢慢穩定下來了。也就是從那時開始,徐祥忠感受到了作為醫生救死扶傷的成就感,而他的醫術也慢慢被附近村民認可。
從醫的這50年來,大大小小的病徐祥忠接觸的不少,感冒發燒,牙痛肚子痛,跌打損傷……小孩子發燒常常發生在夜里,剛睡著就有人來喊的情況時常發生。有時小孩子生起病來又急又兇,為了更好的觀察病情,他會徹夜守在病人身邊,時不時地測測溫度,看看小孩的反應。只有當情況都穩定了,他才會瞇上一小會兒。
看到徐祥忠時常睡不好一個整覺,他的妻子鄭燕春,總是覺得心疼的,但是心疼歸心疼,她又是理解的。選擇了醫生這條路,就注定要承受比別人多的責任,這是一種大愛。說起妻子的理解,徐祥忠的臉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也許,正是因為有妻子的理解,我才能堅持這么多年的吧。”徐祥忠說道。
在這50年的從醫路上,他從未收過病人的診療費。這么多年來,他嚴格控制用藥,幾塊錢就可以治好的病,絕對不多加一分錢。他說:“大家的收入都有限,而且得病了本來讓人挺難受的,不能亂收錢。治病和做人一樣都得有良心。”
隨著近年來,政府規定只有醫院基本門診醫療能報銷,衛生室由于條件所限,再加上未能納入合作醫療范疇,來衛生室的人漸漸的少了。現在徐祥忠的衛生院歸屬于公共衛生服務體系,而徐祥忠也成為了西園、樓家等共4個村的責任醫生。
從2006年開始,他每個月都要抽出11天的時間來到幾個村上義診。給村上的大爺大媽們量量血壓,測測血糖。他的家中有厚厚的一疊關于每個村上老人的病情資料,上面詳細的記錄著幾月幾號量的血壓是多少,給出怎樣的建議。徐祥忠說:“這些村上的老人,每一個人的名字和病情我都記得一清二楚。”
附近村上的老人對徐祥忠也非常的信任,每當到了義診的時間,他們總是早早的便等候在一旁。而徐祥忠也總是耐心又細致地告訴他們該注意的地方,并叮囑他們按時用藥,必要時候要及時去大醫院治療。而為了更好的記錄病人的病情資料,不服老的徐祥忠更是自學了電腦,現在他已經能靈活的運用電腦,將隨訪的數據錄入到電子檔案中。
醫者仁心,作為一名醫生,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徐祥忠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詮釋著“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五十多年過去了,徐祥忠走遍了附近村上的每一戶人家,對每家每戶的情況都了如指掌,他付出了努力,收獲了尊敬,在堅持理想的道路上,徐祥忠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執著的行動者,他熱愛這份工作,只要村上有需要,只要他還能干得動,他就愿意繼續給村民們看病,奉獻出自己的一點微薄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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