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懂事以來,我一直以為自己已經失去了哭泣的功能,只是認為早將哭泣都轉化為郁悶與憤怒。
父母生了我們兄妹六個,沒日沒夜地工作,也僅僅只能養家糊口。家庭貧寒那是自然的,缺衣少食也成了再正常不過的事了。而因貧窮遭到的欺侮和圍攻,更是成了家常便飯。開始的時候,也有一些有效的反擊,但主動挑事者往往成了飽受冤屈的投訴人。在親眼目睹我被父母一頓暴揍之后,他們才心滿意足地揚長而去。對于整天忙碌得精疲力盡的父母來說,他們真的已經沒有足夠的耐心和精力做那些為人父母該做的思想工作了,似乎除了簡單地對那些壞崽子予以安撫并對我施以重手之外,沒有任何選擇。幾次之后,我好像的確變乖了:用奔跑躲避攻擊,用隱忍抵御欺辱,用憤怒的目光代替欲哭的雙眼。
然而,終于有一天我領悟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哭泣。那是我讀初一的下半學期,許是五月下旬的初夏吧,天氣有些炎熱。那天我突然感到身體異常的寒冷。家境稍好的同學已經穿上夏日的襯衫,而我依舊套著一直從冬天穿過來的打著補丁的卡其布制服。即便是厚厚的布料,也沒能止住我不時的顫抖。在課間十分鐘,同學們都在陰涼處嬉鬧聊天,我卻孤零零的坐在墻角曬起了太陽。這一幕,恰好被我的班主任王彩云老師看見,她著急地走過來,把我拉到陰涼處,并試摸了一下我的額頭,對我說:“你先回家吧。”說罷,就去其他班上課了。此時的我,在細細地思忖,回家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仍舊回到教室里挨到了放學。
放學之后,我默默地回到家中,扔下書包,沒說什么,悄悄地鉆進了被窩。父親還在上班沒回家,母親正趕做著晚飯和家務,沒人會來管你躲在哪里或在干什么。家里孩子這么多,圍攏一齊吃飯,少了一個誰或是誰還沒吃,父母也真是管不過來。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大概是天色開始暗淡,昏沉未睡的我聽到了外面傳來響亮且熟悉的聲音,我的王老師繞道我家,與我媽打招呼:“你家兒子生病了!得趕緊找醫生看看了!”此刻,從未感受到過的關懷直接擊穿了我的心窩,一股暖流從胸間噴涌而出,眼淚止不住地嘩嘩往下流,但我努力壓制自己的聲音,將淌滿淚水的臉龐深深地埋進枕頭。
貧困的生活就這樣一天一天過去,直到我們這些做孩子的都參加了工作,家里的經濟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然而,曾經年輕的父親不再年輕,時而在清閑之余坐在椅子上睡去。我便關切地說,爸,你去床上睡一會兒吧。而他總是一個激靈醒過來,擺擺手說,不用不用,我清醒著呢!然后,又去找些事情忙開了。父親是個曾經參加過抗美援朝的志愿軍老兵,復員后一直在基層企業工作,因身體原因50歲不到就辦了病退手續,之后就在派出所或居委會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據他自己介紹,在朝鮮期間,也曾參加了類似上甘嶺一樣的戰斗,那場面比電影里播放的要慘烈多了。他也背著戰友們的軍用水壺爬到漢江取水,結果被對岸的美軍發覺,幾挺機槍橫掃過來,身上的水壺全被打飛,而他居然毫發無損地跑回了坑道。這段他經常提及的難忘往事一直被我銘記心中且引以自豪,父親也因此像神一般讓我崇拜得五體投地。父親的晚年,有一段時間當了電視機倉庫的保管員。那時候的電視機可不是現在的液晶電視機,薄薄的一片,而是那種大屁股模樣的老式電視機,體型很大,少說也有三四十斤重。每次電視機的進庫與出庫,父親總是自己搶著裝卸,目的是為了給家里多賺幾個錢。只有數量很多的時候,才開口叫上兒子給搭把手。然而,畢竟是六十開外的人了,站在高高的貨車上碼疊著一臺臺沉重的電視機,雙腳沒那么穩健,卻又執意不肯下來,讓我這個做兒子的不禁陣陣心酸。1993年,在一次為期兩個月的黑河出差回家后,卻發現沒了父親的蹤影。一問才知,父親住院已有些時間了。我顧不得身上的塵土和腹中的饑餓,蹬上自行車沖到醫院。父親見到我,眼睛都亮了許多,精神也有了好轉。此后,除了上班,我都在醫院守護在父親身旁,直至開刀、康復、出院。半年之后,根據醫囑回院做了化療,想不到就再也沒有回到那個雖然簡陋卻倍感溫馨的家了。那天清晨,我準備把父親的噩耗電話告知義烏的表姐,剛撥通,未及細言,就聲淚俱下地哭倒在辦公桌上。或許是同事聞聲進來在我肩頭的安撫,我才意識到自己的感情堤壩已經徹底崩潰。到如今,我仍記不清那天我在電話里說過什么,只記得電話接通后聽到表姐的聲音就失去了控制。
成家了,為人之父了,自然成了家里的頂梁柱。堅強理應成為真男人的品性,哭泣應當遠離。但我知道,我會哭泣,那必須是我率真表露情感的時候,先是感恩,再是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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