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儒論道真理明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笑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屏郎，嗅門舐地尋鹽湯。”宋人喜作文人畫，以畫襯詩，以詩題畫，相得益彰，這便是蘇軾為顧愷之畫牧羊圖所作詩。穩坐鲇魚山，面向臥羊石，虎狼來了,叱一聲，一群正在啃草的小白羊便化成了磊磊白石，虎狼走了，再叱一聲，白石又悉數變成了白羊，一手書卷，一手道法，我自悠然山水間，神也。先生何許人？金華黃初平也。這個史上“最牛”的放羊娃，在金華山走出了一幕漂亮的“逆襲記”，傳遍這山里山外的萬戶千家，于1700多年的光陰里發展出一脈影響深遠的信俗文化，并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千年文脈啟濫觴

　　800多年前一個秋日的黃昏，芙蓉峰下，一位中年儒士策馬而來。他叫王埜，字子文，號潛齋，微涼的風撩起了他鬢角斑白的頭發，兩旁綿延的青山、層層疊疊的樹木不斷向后退去，亦如他匆匆流走的半生崢嶸，南宋嘉定十二年中進士，淳佑初年官至禮部尚書，寶佑二年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春風得意馬蹄疾，不悔秋日蕭瑟時。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官場失意，他終究放下了笏板，脫下了紫袍，故鄉的山橋已等待他很久很久。

　　在他心中，山橋是個特殊的所在，幽居于山野叢林之中，卻有斗雞巖日夜看天象，有棋盤澗把著地下龍脈。他要在此落一處安心之所，安放他壯志未酬的前半生，和山居秋暝的后半場。

　　“淳祐癸卯(1243年)秋七日，始卜山橋小隱。寶祐乙丑春正月，上錫宸翰四大字。是冬十月筑書室。九巖一亭，參錯山中。明年七月，落成而居焉。”一年后的九月九日，秋高氣爽，水落石出，王埜自號南北山人，一身青衣，一把折扇，他在山橋有了風趣卓然的“磊磊亭”，甚是歡喜：“磊磊澗下石，泠泠澗中泉。澗阿有幽人，結茆泉石邊。泉洗許由耳，石礪子荊齒。所以山中翁，長年遠朝市。”他還有了宛若仙境的“棲碧樓”：“神仙好樓居，況在泉石間。豈無謫仙人，伴我棲碧山。碧山高峨峨，澗水鳴潺潺。誰與會此意，一笑心自閑。”他的山橋更有了濃濃紫氣化不開的翰墨書香，有了如山泉般清亮的書聲瑯瑯，有了一行流觴曲水的閑人雅室。宋理宗為之御筆賜匾“山橋書堂”。從此，鴻儒論道間，前朝與書室，以一種恬然的姿態生長于這山水間。

　　而“名士退隱，先生講學”在這座浙中名山古已有之。“孝標先生骨應朽，清名與山同始終”，“文采曾驚六代豪，紫薇深鎖白云高”，“孝標已去書聲渺，僧與白云共作家”……在歷代文人筆下，劉孝標棄官隱居金華山講學的故事流傳了數千年。南朝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曾任典校秘書、荊州戶曹參軍，以《世說新語》聞名于世。南朝梁天監八年，他棄官隱居金華山紫微巖著書講學，世稱“講堂洞”。期間，劉孝標撰有《類苑》120卷及金華山的第一部山志《山棲志》，后于花甲之年卒于金華山。

　　斯人已乘黃鶴去，一脈儒學的探索卻從未停歇。宋時蘭江畔，有望族范氏，“一門雙柱國，十子九登科”，幼子范浚勤學苦讀，資質上乘，卻偏偏不慕功名，治學開宗成大儒。明萬歷《金華府志》載：“范浚：字茂明，蘭溪人，家世業儒。父祖昆季皆顯宦，浚獨不近榮利。紹興間，嘗舉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起閉門。講學，篤志求道，危坐。室貌恭心泰，學者稱之曰香溪先生，有文集二十四卷行于世。”范浚的的思想對朱熹乃至后世程朱理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史載：“晦菴朱子獨表章其心箴云。《章楓山序(香溪文集)》述邑令唐君韶之言曰：‘先生之文，世之誦習者心箴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人道之，端以古之圣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于學，極有警發，不都心箴，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之其得于孟子者為多，繼又云：‘吾鄉圣賢之學，前此未有聞也。’而濾其源者，自先生始。明嘉靖初，御注心箴與四箴注，并頒布天下學官則，范氏之學逾久而逾顯矣。”

　　各領風騷興婺學

　　蘭江滔滔，婺水湯湯，積小流，成大海。南宋時期，金華涌現出呂祖謙、唐仲友、陳亮等一代儒學大家，以其旗幟鮮明的理學思想，各領風騷，求學者無數。金華山也出現了麗澤書院等知名學府，為婺學乃至浙東學派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

　　明成化《金華府志》載：呂祖謙字伯恭，金華人。宋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其上世文靖公夷簡局壽州，至右丞，從駕南渡，始居金華。祖謙之學，本諸家庭得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后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士多歸之，除太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勸孝宗留意圣學及興復大事。召試館職，當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其人，服其精鑒。父憂免喪……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不就。改主管亳州明道宮，卒，年四十五……晚年會友講學之地曰麗澤書院，既沒鄉人，即而祠之本。”

　　呂祖謙出身名門世家，與朱熹結為姻親之好，無奈際遇艱難，磨礪了他溫厚的心性，形成了“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思想體系，在他短暫的一生里為婺學乃至理學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

　　據樓鑰《東萊呂太史祠堂記》記載，麗澤書院“其地在光孝觀側”，朱熹、張栻、陸九淵、陸九齡、薛季宜、葉適、陳亮等四方名儒紛紛受邀授業于此，后呂祖謙另置新居于城之北隅，麗澤堂也隨之北移。呂祖謙以“孝悌、忠信、明理、躬行”為教學之本，學生中如有“親在別居、親沒不葬、因喪婚聚、宗俟訟財、侵犯公財、喧噪場屋、游蕩不檢”等行為者，即令其退學。呂祖謙還為書堂編著了《東萊左氏博議》(二十五卷)、《近思錄》(十四卷)等學本，與其諸多著作典籍共同成為后來極為珍貴的精美傳世婺刻本。麗澤書院往來求學者無數，呂祖謙門下嫡傳弟子即有呂祖儉、葉邽、樓昉、喬行簡、王瀚、戚如琥、王深源、李大有等。

　　戛然而止的人生并未終止學術探索的腳步。史載：“”呂祖謙所注考定，《古周易》、《書說》、《閑范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呂氏家塾讀詩大事記》若干卷。弟弟呂祖儉編其雜文為《呂太史集》，及別集、外集三十余卷，”呂祖謙辭世后，麗澤書院由其弟呂祖儉主持，直至宋末元初，王柏、金履祥先后任山長、主講，四方來學者甚眾。呂祖謙也于身后入孔廟，“其郡望東萊學者稱為東萊先生，理宗朝賜謚成爵，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成為“金華學派”的代表。

　　不同的人生經歷造就了不同的治學思想。唐仲友查市井百態，閱古今典籍，與同鄉、朝中左丞相王淮結為姻親，與朱熹不睦，曾遭六次彈劾，創“經制之學”，倡導“以古察今，經世致用”。清康熙《金華府志》載：“唐仲友字與政，父堯封為侍御史，以直言稱仕，至直龍圖閣朝散大夫，仲友博涉群書，登紹興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論時政，上納其言，再轉知臺州，興利除害，政聲嘩然，俄為同官高文虎所忌，譛于提舉刑獄劾，罷主管建寧，武彝山沖道觀開席授徒，學者云集。仲友史學精絕，尤邃于諸經，下至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改、陰陽度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疆，莫不窮探力索而會通其故。精粗本末，兼該并舉，與呂子同居于婺而都尚經制之學，然天性廉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托之論述而終……其事兄仲溫、仲義皆紹興進士。又按堯封累官，俱有讜言執奏，為御史，劾王之望、錢端禮，驟進，可謂不避權貴，及言不從，輒棄官歸，可謂進退合義。鄭忠愍公當舉以自代。家居貧甚，卒之日無以為葬。”

　　唐仲友著有《六經解》《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諸史精義》《帝王經世圖譜》《乾道秘府群書新錄》《天文地理詳辨》《故事備要》《祠科雜錄》《宣公奏議解說》《齊文集》等，諸孫復集為文粹，蘇伯衡為序。

　　作為“永康學派”的代表，陳亮反朱熹、陸九淵理學之重義理、輕功利，繼而提出“天理人欲可以并行”，主張“義利雙行，王霸并用”的思想，著有《龍川文集》。他自幼熟讀兵書，胸懷報國濟世之志，在其特殊的歷史時期屢屢掀起軒然大波，也于跌宕中走完了他可歌可泣的傳奇人生。明萬歷《金華府志》載：“陳亮：字同甫，永康人。生時目光有芒，才氣超邁，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之跡，著《酌古論》……淳熙五年，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數千言，勸帝移都建康，漸圖恢復。孝宗赫然震動……上欲官之，亮嘆曰：‘吾欲為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得不死，歸家。益勵志讀書，嘗與朱熹書辯論三代漢唐之際，究皇帝王伯之，畧數往返不屈，熹雖不以為然，至其心無常，泯法無常，廢兩言者，雖熹亦心服，其不可易也……光宗即位，策進士，亮對稱旨擢為第一。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壯志難酬，家國難復，思想的光輝卻照亮了前路。

　　傳道授業鳴浙東

　　回望千年，孔孟先賢，周游列國，傳道授業，啟儒學之濫觴；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致儒學之大興。期間，婺中即有范浚的香溪之學卓然崛起，范氏亦被后世推為“婺學開宗”。北宋中期之后，隨著程顥、程頤學說的南傳，尤其是宋室南渡，給浙江帶來了勃勃生機，直接啟迪了“浙東學派”，形成了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進而催生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及后來姚江流域的陽明心學。

　　與此同時，婺學迎來學術發展的鼎盛期，金華呂祖謙、唐仲友，永康陳亮，各以所創的心性之學、經制之學、事功之學，并輝于時。稍后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又得朱學正傳，被視為朱熹世嫡。

　　而元代的婺州學術，以兩支最盛:一支由徐僑傳王世杰，再傳石一鰲，三傳陳取青、黃溍，陳取青傳子陳樵，黃溍傳王祎;另一支則由何基傳王柏，再傳金履祥、聞人詵，金履祥傳許謙、柳貫，聞人詵傳子聞人夢吉。徐僑、王柏等人皆兼傳朱、呂二家之學，柳貫、黃溍又與黃景昌、吳萊同學于受陳亮事功之學影響甚深的方鳳。這些學者形成蜚聲中外的婺州文人集團。這也直接成就了金華山乃至婺州城婺學文化的繁榮。

　　在此期間，著述與講學對學術思想的傳承、傳播與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繼呂祖謙麗澤書院講學后，宋代末年，何基于金華山下后溪河北山書院傳道授業，潛心著述，編有《易系辭發揮》《大學發揮》《中庸發揮》《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近思祿發揮》《代請立北山書院文》《理學宗傳》《周易啟蒙》《理學宗傳辯證》等，卒后門生葬以士禮，不用官儀，謚文定，從祀金華縣孔廟。

　　此后，至元三十一年，官府對麗澤書院進行了多次大修或重建，并由麗澤書院供祀同創道學于婺州的朱熹、張栻、呂祖謙三位理學大師。至明末，麗澤書院終因遭兵燹而毀。自南宋始建麗澤書堂算起，麗澤書院共存478年。至清光緒二十四年，八婺名流擇址鹿田，建鹿田書院，內供奉朱熹、張栻、呂祖謙、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等“金華七賢”。

　　雙龍之水天上來，匯入滔滔婺江西到海。千百年來，從儒學、理學到婺學，猶如溝渠縱橫、路路通達的“浙江詩路”，孕育了璀璨奪目的文化星河。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化學者投身到婺文化的研究和發展中來，形成了越來越興盛的婺文化圈，循序解碼了浙中婺文化之于浙江文化乃至中國儒家文化的深遠影響力，受到浙江乃至中國文化圈的廣泛關注，為當今婺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更為金華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和文化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