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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領導同志強調：“不需要開的會不開，需要開的會不講官話、套話，不講正確的廢話，不搞推磨式的講話，無話則免。”這番話講得非常到位，“無話則免”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好會風。
開會是一項工作，怎樣開會既體現一種作風，也體現一種領導藝術。最近中央召開三個會議，充分利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讓各地干部群眾可以在同一時間準確掌握中央精神，不搞層層傳達開會，務實高效，深受好評。過去一些單位轉變會風，采取了不少好的辦法，如無會日、無會周、無會月、站著發言、限制發言時間、講話不念稿子等等。這些辦法對于剎住會多、會長的風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一些會議還是短不下來，實不起來，為什么？
究其因，一方面是慣性思維，中央精神層層傳達，地方開會人人講話，過去怎么開會現在也怎么開。另一方面以形式主義治形式主義，比如為開短會而開短會，像采取推磨式講話，不管有沒有話講都平均分配時間，結果是一些該講的沒有時間講，講不清、沒講全、講不明；不該講的，也得講幾句，只得空話、套話、廢話敷衍了事；還有的本沒安排講話的，喜歡補充幾句，以至拖長會議時間。
會風彰顯的是作風，體現的是水平，折射的是觀念。
“無話則免”重在轉變觀念。有事沒事開個會，有話沒話說幾句，有的領導一上主席臺總得說幾句，有的一開會總是長篇大論，總怕說得不全，說得不到位，顯得自己沒水平。更有甚者，喜歡賣弄，之乎者也，東吹西扯。要破除那種“領導重視就是開會講話，講得越多水平越高，過去會怎么開的現在也怎么開”等習慣思維做法。學會利用現代信息技術講話，講有用的話。
“無話則免”關鍵務求實效。開會是傳達精神，部署任務，統一思想，解決問題。核心是為了解決問題。提倡“無話則免”，不是不要開會，也不是不讓講話，而是要讓那些沒有話講的人把寶貴時間讓給有話講的人，把事講清，把話講明，讓大家聽得明白，讓會上沒有話講的人用更多精力去做其他工作，讓大家從文山會海中解脫出來，能有更多時間、更多精力去抓落實。
“無話則免”貴在良好境界。良好的會風折射出來的是開會者的人品修養和思想境界。如果說有話則短是一種能力水平的話，那無話則免更需要一種高尚的思想境界和修養。作為一個領導干部，要耐得住低調、守得住寂寞，不浮躁、不賣弄、不張揚、不裝腔作勢，不把講話當成出頭露面、自我表現的機會，靜下心來多思考問題，多琢磨對策，多干好事實事，多干人民群眾歡迎的事。
——資料來源：2010年8月2日《浙江日報》
對腐敗“零容忍”
提起腐敗，很多人都會在腦海中迅速掠過幾個貪官的丑陋嘴臉，可能還會記起那令人瞠目的貪腐數字。對腐敗的種種形式，比如貪污賄賂、索賄受賄、挪用公款、買官賣官等等，也并不陌生。腐敗，在民眾眼里已如“過街之鼠”。
多年來，反腐敗一直保持高壓態勢，每年都有不少官員因貪腐落馬，鋃鐺入獄。與預防、監督、教育有關的反腐敗規章制度也日益規范縝密，織出的“網眼”愈來愈小，腐敗的空間自然越來越少。
不過，就像電腦總有補不完的“漏洞”一樣，貪腐者總能找到制度的缺失，進而謀取個人利益，蛀蝕公眾財富。今天，一個新的腐敗現象——“隱性腐敗”，就如同新的電腦“漏洞”一樣，帶來了新的危險與危害。
腐敗方式由“地上”轉為“地下”、由直接轉為間接、由“現貨”轉為“期權”、從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轉為隱蔽性較強的“隱性腐敗”，這種腐敗的“升級版”具有發現難、認證難、取證難的特點，增加了打擊的難度。
治理“隱性腐敗”，不僅需要對制度提出更專業、更精細、更科學的要求，更需要全社會對此進行反思、“會診”。
在對待腐敗問題上，人們表現得還是有些寬容。就像日常生活中常會遇到的“排隊加塞”現象：遇到“加塞”，如果是在自己的后面，人們往往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如果是在自己的前面，有人可能會義憤填膺、憤而斥責，但也有人則可能選擇不愿多“事”、由他去吧。雖然“加塞”只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但它與“賄賂”的性質相似，都是行為主體意圖通過不正當、不公平途徑獲得“便利”。
正是這種對社會不良現象“由他去吧”的態度導致腐敗有了更廣的生存土壤。既然
“加塞”不可避免，那么好吧，自己趕緊也去找找“人”看看能不能也“加塞”。由反腐敗轉而也去腐敗，距離并不很長。
從某種意義上說，反腐敗可以說是在跟人類的貪欲作“斗爭”。因此，永遠不要寄希望于行使公共權力的人能夠嚴格依靠私德來自我約束。官員能夠自律當然很好，但如果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官員能夠按照道德標準來自我約束，而沒有法律規范來剛性他律、來制約、來懲治，腐敗很難根治。
歷史早就證明了這一點，“禮法”盛行的時代，腐敗也沒見消停過。所以，還是不要再抱有幻想，對腐敗，無論是“顯”還是“隱”，都要“零容忍”。唯有如此，方能玉宇澄清。
——資料來源：2010年8月3日《人民日報》
中國企業家為何逃離實業
年初，我去瑞士蘇黎世旅游，中心商業街上，我被櫥窗里的一只壓力鍋吸引住了。是德國雙立人品牌，標價：290歐元。一只壓力鍋竟可賣到如此高價，讓我不由驚嘆。誰料，同行的一位企業家朋友告訴我，這只鍋在國內中心城市的售價是3200元人民幣。
湊巧的是，回到國內的幾天后，我在一次座談會上碰到一家民營壓力鍋企業的董事長。近十多年，這家企業自立品牌，擴張發展，赫然已成國內行業冠軍，其產量在全球也排第四。我把那只鍋的照片給那位董事長看，問道，你的工廠能否生產出這樣的高價產品？他回答說，質量和功能應該可以接近，可是價格卻怎么也定不到那么高，最多不過千元。
接著，他突然告訴我，現在，他最大的興趣已經從做壓力鍋轉到資本經營了，前年，他把企業的大部分股份出售給法國的一個家電集團，得了20多億元。他計劃在家鄉投資一個島，開發房地產和碼頭，政府對他非常支持，其盈利前景大大好過生產壓力鍋。
我聽到這里，百感交集。我對在座的一位老資格經濟學家說，看來中國人10年之內再也做不出一口好鍋了。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我被這只壓力鍋的故事所纏繞。腦海之中，20年前那個簡陋的街道小工廠與蘇黎世大道上的櫥窗交疊出現，讓人莫名惆悵。20年，一代人，好不容易做到全球第四，一朝出售，中國人什么時候才能重新回到那個位置？
更讓人擔憂的問題是：在2010年的中國企業界，不愿意“再埋頭做壓力鍋”的企業家到底有多少？
近年來，專心實業似乎已經是一件十分“落伍”的事情了。當年曾被視為偶像的松下幸之助、杰克•韋爾奇等實業家不再時髦，人們更津津樂道的是巴菲特、索羅斯和李嘉誠。“用錢生錢”顯然比實業來得輕松愉快。我近期常碰到一些仍在實業界打拼的企業家，他們紛紛萌生退意，向往做一個投資家，不愿意再干實業。這些景象似乎在顯示，當今是自1990年以來民營企業家士氣最低迷的時期。
究其原因，簡略而言大抵有三。其一，資本市場———包括股權投資和經營房地產等———的回報大大高于工業經營。其二，傳媒過分渲染投資神話，打開報紙網站，隨處可見哪位投資家看中一家小公司，僅僅幾年就得數十倍、成百倍回報的“神話”。實業之心，不禁蕩漾。其三，實業投資的宏觀環境未得改善，極大打擊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這種低迷的景象與中國經濟的實際需要產生了極大落差。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制造被迫向內需化轉型，而國內消費市場確乎也出現了旺盛之勢。同時，中國的產業經濟面臨升級轉型，正需要實業家全力以赴，加大投入。而正當其時，卻出現了投機之風，不由讓人生出無限的擔憂。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經濟要在全球競爭中有所作為，必須依賴實業經濟的勃興。當實業家都一一被“逼”成了投資家，當實業之心一一冷卻，那么，可持續發展及產業結構調整又將從何說起？
——資料來源：2010年7月22日《環球時報》
我國政府運行成本過高的原因與對策
近年來，隨著政府職能范疇的擴大和深入，政府機構不斷膨脹，公務成本也隨之水漲船高。根據歷年《中國財政年鑒》的數據進行統計，行政管理費占財政支出的比重持續增大，已由“一五”時期的12.72%上升到“十五”期間的17.70%。
行政管理費用飆升的一個客觀原因，是近年來政府機關公務員數量和平均工資水平迅速上升而造成的人力成本增加。此外，由職務消費引起的財政超編和政府浪費，幾乎占了整個政府運行成本的一半以上，成為提升政府運行成本的顯著因素。所謂職務消費，就是根據國家公職人員(主要是黨政領導干部)的行政級別高低，享受不同檔次，以實物分配形式為主的物質待遇，如住房、汽車、各種通訊工具、勤務人員乃至公務宴請額度等。20世紀80年代以來，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行政改革的不斷進行，職務消費供給制逐漸削弱，但仍然沒有得到根本的解決。其中，公務用車、公務接待、公務差旅費及公費旅游等方面引起的財政負擔嚴重現象呈愈演愈烈之勢。
在我國，由于機構臃腫、層級過多和職能模糊等原因，不僅嚴重影響了政府效率的優化，還使得政府行政管理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大幅度提高。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從橫向的角度看，政府系統內水平機構的增加和行政職能的分割，使得政府部門之間推諉扯皮、相互掣肘，極大地增加了協調成本。職權關系復雜，加上權責不明，往往導致多個政府部門插手同一事情或管理同一對象，或者根據自身利益而刻意忽視經濟改革過程中衍生的社會問題，這種現象使得各個部門之間由于行政目標函數差異而引起的協商、談判、整合成本倍數上升，并且滋生了過多的行政決策和審批流程。例如，由于各政府部門千方百計設定審查、批準、發證的權限，造成冗長的辦事程序和不必要的權力交叉，從而行政審批過程環節眾多，手續繁瑣。這不僅加重了轉嫁給社會的外部不經濟，還增加了政府的運營成本。
從縱向的角度看，我國目前有五級政府，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政府層級最多的國家，五級政府對應五級財政，加重了政府的運行成本。從世界情況看，絕大多數國家設立中央政府和二級或三級地方政府。而我國現行政府層次是五級制，即中央、省、市(地區)、縣(市)、鄉(鎮)。政府層次太多，影響統一性；管理幅度太小，影響宏觀性。更為嚴重的是，每一級政府層次的設立，必然有與之相適應的機構、人員來支撐，增大了政府運行成本。此外，過多的政府層級，使中央到地方的分級職能分配和實施過程中，產生了過長的委托代理鏈。委托代理鏈越長，相對委托人、代理人就越多，他們之間的利益折沖、信息扭曲就越大，從而提高了代理成本。
——資料來源：2010年第2期《東南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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