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初建：尋找最真實的鏡頭

　　“武術本身有一種美的東西存在，它給人一種力量。”伊初建說，這是最令他著迷的地方，但他學到的拳術，架勢都不美觀，這又未免讓他有些氣餒。

　　伊初建談及武術，他自言，追求的是沉浸其中的“武”的狀態，“武者，止戈，和也。”而不是和人家動武。無論做什么事情，他都是一個不甘落后的人，甚至不諱言自己是個“完美主義者”，一旦愛上一行，他就在這一行折騰，直到他成為這一行里的佼佼者。因為不能習武，他把這份癡迷全部用在了拍紀錄片上。

　　紀錄片是我的表達式

　　2002年回到金華，伊初建帶回來一套影視素材，以為這回終于找到了生存之道。誰想空有屠龍技，全無稻粱謀。一時之間，不免有些彷徨。他在影樓找了一份工作，從頭開始，八小時工作制對他來說實在太少，他的工作時間從影樓延續到家里，影樓當月就發了他800元工資，沒有延期三個月后才發。最后當他離開影樓時，也沒有像其他員工一樣被扣錢。“這一年之間，我有了一個很大的感悟，技術并不是最重要的，對生活的理解才最重要。”伊初建說，出來之后，他在王村租了房間，開始創業。

　　那時，他和女友一同住在中村，每個月總有五六次到錄像廳看片子，武俠片仍然是他的最愛。關注電影，在他看來，等于關注另一種人生。拍電影的沖動在他身上也越來越強烈，伊初建說：“我似乎找到了我的表達式，就像作家通過寫作來表達他對世界的思考，我通過影像來表達我對世界的思考。”

　　2005年，作為中國民政部與歐盟合作開展的“中國———歐盟村務管理培訓項目”下的公共宣傳計劃的其中一項，中國村民自治影像十名最佳村民DV紀錄片計劃在《南方周末》上開始征集作品，伊初建寫了一個方案發到指定郵箱，半個多月后，他收到消息，他入選了。“那年剛好是冬天，我扛了個攝像機，立馬坐火車去了北京草場地。”伊初建說，初見吳文光(中國著名紀錄片導演，他拍攝的《流浪北京》是中國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紀錄片)，他一點也不覺得驚訝，“只覺得他不過是來培訓我們的老師而已，草場地看上去就是一個倉庫。”

　　每天來培訓班給他們講課的不是國內外著名導演，就是大學教授，這讓伊初建受益匪淺，他說：“這些人以前離我們太遠，一下子近距離接觸，才明白吳文光原來是這么一個大人物，甚至被人們稱作‘中國紀錄片之父’。”以前他認為紀錄片也是賺錢的一種方式，誰想在吳文光那里，紀錄片是純粹的，它已經上升到藝術的層面。吳文光對紀錄片的執著與熱愛，也影響了他，使他的紀錄片之夢更加真實。

　　人的一生是部紀錄片

　　“跟隨吳文光最大的收獲，是他讓我對紀錄片有了一個概念，獨立紀錄片是從一個個體的視角去解讀世界，之前我拍攝的短片，就是紀錄片。紀錄片更是直面自我的東西，當你去關注身邊的人和事，你一并關注了自身的存在。”伊初建說。在這次紀錄片計劃中，他獲得了全國十佳。但得不得獎對他來說已經不重要，能不能剪輯成片也是次要的，“關鍵是你有一個拍攝的狀態，有這個沖勁，有這個責任感，一直拍下去，而不是一直等下去。”盡管他沒有把手頭的素材剪輯成片，但作為最原始、最基本的紀錄資料，他已經豐富了自己。

　　“譬如我們家門前，以前有一條河，我們常在河里用淘米籃子舀小魚，在河里洗菜洗肉，現在我想拍這條河，這條河已經不存在了，變成了一個排水渠。記憶的不可復制性，讓我們無法重現當年，只能回憶，紀錄片比文字更擅長的，那只是它呈現了當年我們所熟悉的畫面。”伊初建說，15年的變化，如果記錄下來，那就是歷史；如果沒有任何紀錄，一個村莊的記憶很快消失在歷史的夾縫當中，“我想在時間的河流里抓點什么上來，免得全部流走。”

　　伊初建談得最多的是，紀錄片是有意識的。這個意識也許是導演的，也許是紀錄片中人物的。這和攝像頭去拍攝，完全兩樣，因為監控是沒有感情的，自動是一種失控。他現在經常去拍攝身邊的朋友，包括畫家、詩人的日常生活。這是一個“像”的時代，無論是影像、圖像，人們熱衷于看，而不是思考。在紀錄片的道路上，以前他隱約覺得自己應該走下去，現在他堅信自己必須走下去。他說：“只要我們對這個時代有所記錄，那么，在今后的某個時代，人們或許會通過這些反思他們的時代。”這也許就是紀錄片的意義，尋找最真實的鏡頭，然后，獲得自身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