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公共政策研究過分強調公共政策的技術性,而對其價值取向沒有予以足夠的重視。公共政策作為一種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安排,要更多體現出追求社會公平、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可見,公共政策的價值問題是政策科學的基礎問題,價值取向是公共政策最本質的規定性。為彌補目前學術界過分強調技術層面分析的局限性,研究公共政策的方法需要從事實和價值相分離轉向事實和價值相結合。
研究發現,伴隨改革出現的利益矛盾和問題的主要原因是現行的公共政策存在某種程度上的公平價值缺失和偏差,“如果不考慮政策實施的分配效果,不遵循社會公平的理念,公共行政可能忽視全體公民的合法利益”。
從公共政策目標群體來看,由于弱勢群體可利用的資源有限且缺少參與的機會與渠道,導致強勢群體“綁架”公共政策制定和實施的現象時有發生。
從公共政策作用來看,公共政策公平性的缺失主要表現在它偏重經濟政策而忽視社會政策。對社會事務的關注不足導致社會發展難以適應快速發展的經濟形勢。
從公共政策功能來看,公共政策呈現自利化及功利化傾向。如果公共政策的制定實施只是為了政府本部門、行業和公務人員的私利而不考慮社會和民眾的需求,這就是公共政策的自利化行為,這是政府“內部性”在公共政策領域的表現。
從公共政策過程來看,在政策制定、執行、結束等多個環節都存在公平性缺失的風險。政策制定過程公平性的缺失,表現在政策目標信息收集與選擇的公平性的缺失、政策內容公平性的缺失、政策主體公平性的缺失;政策執行過程中公平性的缺失,表現在政策目標群體了解政策內容的信息渠道的公平性缺失、政策資源投入與使用的公平性缺失、政策執行主體在執行中公平性的缺失;政策結果公平性的缺失,表現在各種主要政策實施的結果正日益把中國推向高增長、低發展的病態發展社會。
在和諧社會這一目標引導下,在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雙重困境的反思下,我國公共政策領域在醞釀新的變革,使公共政策公平性逐步回歸與強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政策就是我國公共政策公平性回歸的典型代表。——2010年9月20日《學習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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