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看，《千秋令》如何煉成？

　　張波(杭州華文影視公司編劇)：“《千秋令》有點像散文詩”

　　張波開口即道“《千秋令》是個了不起的事情”，這個戲具有時代的意義，符合時代潮流，且是個非常新潮的戲。有人質疑，地方上的東西怎么推廣到全國去？張波認為，越是地方的，越是中國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這，反而不成其為問題。《千秋令》不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而且它著眼于老百姓的利益，講的是縣令宋約如何為百姓做主的故事，因此，張波認為抓住這一題材，恰恰說明作者是“很有眼光的”。

　　就劇本本身而言，《千秋令》自有瑕疵。“這究竟是一個什么劇？是歷史劇、歷史故事劇、歷史傳奇劇，還是整一個傳統戲？”張波說，“風格要講清楚，我主張這是一個歷史故事、歷史傳奇，新編歷史故事劇或者新編歷史傳奇劇，都可以。但定調要定準。”這樣，傳統戲里面作為入頭戲的套路要清理掉，比如自報家門，在有字幕的情況下，無須多此一舉。

　　背景是歷史的，故事是傳奇的。一些常識性的錯誤也應該避免，例如“大明天子憲宗皇帝是也”，憲宗是廟號，屬于死后追認。汪直是有明一代蠻出名的宦官，攻于心計，在《千秋令》中就過于臉譜化了。“(角色)既然出來了，就要像個樣子。”張波說。然后，在歷史真實的基礎上，大膽發揮，盡情創造。

　　“宋約在湯溪當縣令，立意為民，可以參考當年跑到廣西當縣令的于成龍，人家的衙門只有三間茅屋，喝酒的時候，讀唐詩下酒。窮到這個程度，廉到這個程度，寫宋約，就可以往這方面靠攏。”

　　劇作者洪增貴花了三年的時間寫《千秋令》，這一點讓張波很感慨，他說“戲劇編劇含金量最高、最苦，但稿費也是最低”，他們當年招進戲劇寫作班的大學生，到現在沒有一個從事戲劇編劇工作，可見一斑。但《千秋令》的人物形象沒有進去，故事結構略顯脫節，以致看每一段都有意思，看一整出戲則缺少連貫，張波說“倒是有點像散文詩”，劇本的關鍵在故事，既然花了時間下去，必須下點功夫進去。他還給洪增貴支了一招，牽涉到老百姓容易誤解、引起矛盾的時候一律回避。

　　“這出戲，題材好，一定要抓，這不僅是促進婺劇的一個本子，與提高婺城的知名度也大有關系。”張波說。

　　曾昭弘(浙江藝術研究院著名劇作家)：

　　“與魯迅寫的社戲差不多”

　　曾昭弘在虹路看完戲回來，很是感慨，“好像看到了魯迅先生寫的社戲一樣，中國傳統文化就在這里。”盡管文化被折騰了好幾十年，根性在，春風吹又生，照樣能夠活過來，照樣能夠繁榮起來。“我看花抬頭，那感覺真美，真好。”曾昭弘說，“這種廣場藝術，讓我大開眼界，老百姓像過節一樣，臺上的演員，一招一式，功夫不比專業演員差，比越劇里的專業演員還要強。”

　　當他聽說劇作者洪增貴只有初中文化水平，連聲稱贊“了不得”，他說：“那些大學里專門學戲劇的人，沒有一個像你這樣搬上舞臺的。

　　曾昭弘提出，要寫戲劇，先編故事。只有編一個男女老少都愛聽的故事，之后，你的戲劇才有人看。因此，曾昭弘開出一張妙方，“立主腦，減頭緒，清脈絡，密針線”，所有與會專家一致叫好。戲劇要開門見山，要說什么說什么，不要拘泥于事件，人物一旦塑造好，事情講清楚，一個好的戲劇自然而然就出來了。

　　方圓(原浙江婺劇團編劇)：

　　“干脆以銀娘

　　省親為主線”

　　方圓對“銀娘”一事，認為不宜拔高。銀娘不過是“坤寧宮宮人”，恐是小名喚作銀娘，而非宮中娘娘。從歷史傳說可講，從歷史記載則不可講，至于太子見銀娘那一幕，更是離奇，東宮太子僅有一個，銀娘豈非成了皇后，若是如此，如今銀娘的家鄉——寺平古村也該不是現在這般面貌。所以，太子這一出，去掉為妙。

　　但銀娘的事不免啟發了方圓，一個中心事件，必須依托于一個情節才能發展下去。既然銀娘可以叫娘娘，不妨就這么叫下去。如何串聯整個故事，如何推動劇情發展，如何激化正反矛盾，恰恰都著落在銀娘身上。“我們不妨就以銀娘省親為主線，這就有戲好做了。銀娘要回湯溪娘家來了，那是大事，看看《紅樓夢》就知道了，甯妃省親那是不得了的，國家要花多少億銀子，大觀園要重新造過。”方圓說。修路蓋屋不可避免，但湯溪又是一個窮地方，宋約只能向皇帝要錢，皇帝也給錢了，但宋約把錢用來救濟百姓，這就有了一個大沖突，欺君。地方勢力抓到了宋約把柄，聯合朝中勢力，意圖致宋約于死地，再把《千秋令》中能與此線相配合的段落，相互穿插，故事自然就豐滿起來，這個劇本就有了羽翼，可以振翅烈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