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寂靜之聲呢喃著

　　“通過音樂，

　　我找到了棲居之地”

　　西蒙出生那一年之前，文革開始了。與之形成詭異對比的是，奧特曼也從這一年開始使用他的“十字光波”。西蒙出生這一年，要是把視線往遠處推，文革已經蔓延至香港，這不是特別重要；李小龍確立了截拳道，這不是特別重要；涅磐樂隊的主唱科特·柯本降生于阿伯丁的同時，切·格瓦本死于玻利維亞的叢林中，切曾說過，“我被搖滾不小心撞了一下腰”，“腐爛的是世界，而腐爛的我將與它同入地獄”，當然，這也不是特別重要。二十年以后，西蒙之所以成為西蒙，只因為1967年美國上映了一部電影，名叫《畢業生》，這在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人們興許還記得達斯汀·霍夫曼，那些紊亂的男女關系則已經在記憶中成為一點瑕疵，惟獨電影里的幾首插曲，成為西蒙至今仍在吟唱的旋律，保羅·西蒙和阿特·加芬克爾，他們唱著“你好黑夜，我的老朋友，我又來與你聊天了，因為那幻覺又無聲無息地在我夢里播下種子……他們不發一語卻在交流，他們不用聆聽卻能聽到”。

　　1967年，初降人世的西蒙，或許并沒有被那個極度喧囂的時代所打擾，寂靜之聲也沒有成為拜金主義時代人與人之間的深淵，而是磐安山野的天籟之聲。保羅·西蒙和阿特·加芬克爾，他們還將吟唱“你正要去斯卡保羅集市嗎？那里有歐芹、鼠尾草、迷迭香和百里香，代我向那兒的一個人問好，她曾經是我的愛人”，西蒙說，“其實我哪一年出生并不重要。”只是那一年有了這樣的旋律，1967年就成了他心目中一個“謎一樣的存在”，他把這個年數當作他的音樂之路的起點，然而，他也是最排斥把自己的愛好當作職業的人，菲茨杰拉德曾感嘆，“對一個聰明絕頂者的最大考驗，莫過于心中同時抱持兩種相互對立的觀念而又能正常存活”，西蒙當然是這樣，他不早不晚來到這個世界上，僅僅為了聆聽音樂，這也是可以的。西蒙說：“當時，我給這個七口之家帶來的或許還是一個吃不飽的困難。”

　　“四十五年過去了，我們重聽《寂靜之聲》，仿佛今天的我們同樣置身于六十年代金元至上的美國。”西蒙說。于是，在這個浮躁的時代如何安撫心靈成了重中之重，物質發展到一個階段，我們確實在經歷一個下墜的過程，錢比什么都重要的時候，錢就獲得了魔力。我們反思這個時代的一個起點，首先應該如本雅明說的，“想象出一個更好的世界，在那里萬物都擺脫了‘到底有什么用？’這樣的拷問。”人們沒有信仰？或者，人們不再思考信仰是什么，每天到了晚上，一天就過去了。我們無法再從宗教那里找到什么可以安撫心靈的東西，那么，我們總得做點什么。“通過音樂。”西蒙說，“我找到了一個棲居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