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道在和諧 千年堪輿為宜居

　　國學，一國所固有之學術也。一般來說，國學一般是指一個國家的傳統歷史文化與學術，因此也可以稱為是國家的文學或學術。《周易》是一部中國古哲學書籍，是建立在陰陽二元論基礎上對事物運行規律加以論證和描述的書籍，《周易》的誕生地就是現在的古都安陽。羑里城傳統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學與倫理實踐的根源，對中國文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是華夏五千年智慧與文化的結晶，被譽為“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學，政治家、軍事家、商家的必修之術。《周易》含蓋萬有，綱紀群倫，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杰出代表；廣大精微，包羅萬象，亦是中華文明源頭活水。周易是堪輿起源的重要依據，同時又是堪輿學中的一項內容；堪輿學、營造學、園林學是古建筑學的三大體系，堪輿通過建筑來體現，最終為建筑服務。

　　紀昀曰：“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之后，要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傳以雜說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者，是為數學。”這里把易與術數緊密地聯系起來，說明了易與術數的內在關系。紀昀接著闡述了術數的流傳：“流傳妖妄，寢失其真。”可見當時的術數已夾雜了許多荒誕和不實在的內容。不過他仍然認為對待術數應采取寬容的態度：“故悠謬之談，彌變彌伙耳，然眾志所趨，雖圣人有所弗能禁，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通者姑存其說可也。”他所說的作為獨立學科類目的術數是指在秦漢之后，那么，意味著在秦漢之前就已經存在著“術數”。從伏羲(在新石器晚期，約在公元前8000-5000年)創造先天八卦，相隔4000-7000年后周文王(前1152-1056)演變了后天八卦，直至秦始皇(前221年)統一中國的5000-8000年的前秦，這是一個漫長的“術數”演變過程。

　　商周之際，人們在舉行祭祀、戰爭、田獵、氣候、收成、遷徙、建造等重大的活動之前，皆要經過卜筮，其中對建造房屋進行占卜的活動又被專門稱做“卜宅”。《商書盤庚下第十一》：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吊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說的是盤庚遷都亳邑的故事，為了說服臣民搬遷，借用了“卜”的權威。可見從殷乃至春秋時代，帝王在決定都城城邑的選址與興建時，都要經過占卜，清楚地表明了這種占卜(“卜宅”)的重要意義。中國古代記錄建筑活動的最早文獻，其中的描述大多帶有這種“卜宅”字眼，這也是關于堪輿最早的記載和實踐。

　　卜宅是一種巫術的話，那么相宅便開始了理性的探索。最早有關相宅的文獻記載是《周書·召浩》：“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描述的是周成王決定建造洛邑的故事，成王于二月二十一日(乙未)早晨，自鎬京來到豐后，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先行到洛(今洛陽)勘探了那里的環境，至下個月初三丙午新月初現，又過三天即戊申日時，太保召公又于清晨來到洛，先占卜筑城的具體位置，結果一卜得吉，于是立即開始了測量營建洛邑的工作，且選擇在河流隈曲的“汭位”。太保大概也是中國最早見于正史記載的堪輿師了。太保相宅的太保是周代職位很高、輔佐周成王的一種官職，也說明最早的堪輿師是一種地位很高的官。

　　相宅活動在周代已十分普遍，有關的記載也十分豐富。最著名的當推《詩經·大雅·公劉》的描述：“篤公劉，于胥斯原……既順乃宣……陟則在巘，復降在原，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觀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隰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顯然，此時的相宅已經開始了對自然山水、環境的全面考察，并且已經運用了測量土地長短和日影的方法決定建筑的基址和朝向。從大量的有關相宅記載看，相宅已逐漸擺脫了巫術情感，增加了地質、地形等地理因素，從而選擇合適的地基，并且根據土圭法確定建筑的朝向。這種擇基與立向正是后代堪輿“形法”與“理法”的萌芽，然而相宅的結果卻仍要通過“卜宅”來決定是否吉祥。

　　關于堪輿的記載，最早見于《史記·日者列傳》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可知此時的堪輿家是當時十分龐雜的諸多占家流派之一。堪輿是與北斗有關的神名，分別指向十二個月，其數十有二，且與地面的十二區域相對應。許慎在注《淮南子·天文訓》時，認為：“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可知堪輿術的內容和宗旨通過對天道和地道的觀察和闡釋來推斷人事的吉兇。

　　三國時期的管輅、晉時的郭璞都精通《周易》，乃當時數術名家。

　　回顧魏晉南北朝的地學發展情況，特別要提及的是《水經注》，北魏的酈道元依據三國時所著的《水經》而作《水經注》，所記河流水道1252條，注文達30萬字，是《水經》原書字數的30倍。其中對山陵、原隰、澤藪、火山、溫泉都有記述，內容十分豐富，所記山川形勝，如《水經注·易水》記載先秦時的燕宮遺址云：“一水經故安城西側，城南注易水，夾塘崇峻，邃岸高深；左右百步，有二釣臺。參差交峙，迢遞相望，更為佳觀矣。”這段文字極其精確描述了建筑與山水景觀之間的諧調。

　　到了唐代，據《通典》卷一三八引《開元禮》記載，不論是官人還是庶人，只要死了，都要“卜宅兆，卜葬日”，這成為一種很普遍的習俗。唐代設有司天監，監里的官員都懂堪輿術。堪輿名家楊筠松就在司天監任過職，后來，楊攜書逃于江西，傳授弟子，成為江西派的鼻祖。《舊唐書》卷《李絳傳》記載唐憲宗問李繹：“卜筮之事，習者罕精，或中或否，近日風尚，尤更崇尚，何也？”李絳也不知該怎么回答。

　　宋代亦盛行堪輿術，出現了許多名師和要籍。宋徽宗是一個很相信堪輿的皇帝。他原先沒有兒子，有個叫劉混康的術士告訴他：“京師西北隅地勢過低，如培筑增高，當得多男之喜。”徽宗就命令大興土木，迭起岡阜，高約數仍，后來果然得了兒子。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為都城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諸山，都面向城內，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頭山和太平門外的花山，背對城垣，獨無拱衛之意，朱元璋為此悵然不樂。傳說他命刑部帶著刑具，將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處鑿石數孔，用鐵索鎖轉，使之形勢向內。又讓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讓有翠微生色。朱元璋曾有意建都北平，認為北平依山憑眺，俯視中原。近接陜中堯、舜、周文之脈，遠樹控制邊外之威，較之金陵更加雄壯。但是，大臣們認為，元朝建都北平，地氣已盡。南京是興王本基，且宮殿已成，何必改圖，且古云“在德不在險”，加上戰事還未最后結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皇帝只好作罷。明人撰寫的《英烈傳》記載，朱元璋定都金陵，是劉基相的地；建造的宮殿，也是劉基相的地。劉基卜筑前湖為正殿基址，立樁水中，朱元璋嫌其逼窄，將樁移立后邊。劉基依此斷言：“如此亦好，但后來不免有遷都之舉。”明成祖后來果然遷了都，被劉基說中了。

　　到了清代，堪輿理論趨于成熟，許多專著都冠以某某正宗，如《卜筮正宗》，以示區別。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舊、立四新的發高燒年代里，把我們的傳統的東西統統打倒在地。粉碎“四人幫”后，國家進行撥亂反正，我們的神秘文化才得以重見天日。堪輿作為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的主要內容之一，也是國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創建和諧的人居環境將是全人類的重要課題，具有數千年堪輿基礎的中國，將走向世界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