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嶺

　　四十分鐘，我從嶺腳來到了嶺頭的關樓。關樓是宋時舊物，兩面門額不同，朝江西是“南粵雄關”，朝廣東則是“嶺南第一關”。側過身來，站在樓門正中，一身便橫跨了粵贛。

　　梅嶺古道，是穿越南嶺，連接長江珠江水系，最重要、也是最著名的一條驛道；自從唐朝名相張九齡請旨修通后，“商旅如云，貨物如雨”的盛況延續了一千多年，直到上世紀公路鐵路開通才逐漸衰落。

　　在這個倒春寒的上午，殘剩的八公里古驛道上，游客只有我一人。關樓東側搭了座簡易茶亭，賣茶之外，也販售一些客家果脯。店主是位中年婦人，頭部應該受過重傷，愈合后的五官扭曲變形。也許是生意蕭條，她的臉色也如天氣一般陰郁，看起來表情更加怪異，簡直有些猙獰。

　　為了表示尊重，我盡量不把目光停留在她的臉上。但即便是這短短幾瞥，我就已感到了一種莫名的寒意。當然，這種寒意并不是來自那位婦人，不過是她的茶亭和愁苦的相貌，令我記起了一則故事，一則同樣發生在這座嶺上，甚至還可能在同一個位置的故事。

　　北宋初年，大臣盧多遜被貶謫崖州，經過這里時，在嶺頭的一個小酒館歇腳。聽沽酒老婦的口音不像土著，便問起她的故鄉，那老婦人回答：“我本是中原官宦人家，有個兒子被盧多遜挾私貶竄致死。我就搬到這里等著，總有一天，盧多遜也會經過的。”

　　盧多遜聞言臉色大變，倉惶離去。

　　古道上行走過各種各樣的面孔。商賈，挑夫，軍士，難民，僧侶，文人，當然，還有官員(在文官時代，后兩者通常重疊)。我一直認為，對于同一個對象，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感受。比如同樣翻越梅嶺，商人武士與詩人的心情就可能判若云泥，文人往往需要耗費更大的力氣，他們過嶺的每一步都邁得遲疑而艱澀。

　　對于文人，梅嶺，或者說大庾嶺，是整個中國最刻意強調南北差異的山脈，盡管它的海拔不過只有一千來米。

　　在關樓下側身而立，橫跨的不僅只是兩省；從兩腳間穿過的，還有一條流傳了幾千年的界線。這條界線甚至對動植物都能夠產生效力：據說它是北雁南飛的終點；據說它兩側的氣候不同，同樣栽梅，南枝花落了，北枝才陸續盛開。

　　這條線其實無跡可尋，尤其是像我這樣來時花期已過雁群已回，但文人們還是能敏銳地感覺到它的存在。最好的例子是詩人宋之問，他過嶺時寫下的幾首詩，幾乎每首都少不了“陽月南飛雁，傳聞至此回”、“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之類的句子。更值得深思的是，他的《度大庾嶺》，辟頭就是“度嶺方辭國”：須知宋之問是一路從長安過來的，直到過嶺，去國離家的痛苦才真正爆發——他竟將那條界線，視作了家國的極限，跨越它的難度甚至超過了前面幾千里苦旅。

　　在詩的末尾，宋之問寫道：“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他用了賈誼被排擠到長沙憂郁而死的典故，意思是，假如能有希望回去，他就心滿意足了，絕不敢像賈誼那般怨恨不已。

　　從這些詩句中明顯可見宋之問對界線南邊的莫大恐懼。但他必須越嶺而過，因為與盧多遜一樣，宋之問也背負著懲罰。

　　做官的文人過嶺，大半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他們都遭到了流放——

　　而帝國最高等級的流放地，都在梅嶺的那一邊。

　　有人統計過，被貶過嶺去的知名官員，僅《宋史》記載的就至少有144名，其中不乏宰相級別的重臣，如盧多遜、寇準、丁謂、李綱、趙鼎、胡銓等等，唐朝也有楊炎、裴度、李德裕等頂級大員；文化名人更是不計其數，唐宋八大家中，有謫貶嶺外經歷的就占了一半。

　　因此也可以說，梅嶺關樓的每次開闔，都有可能是一場全國性政治文化大地震的余波。

　　關樓南側，緊貼山崖豎了一座碑，風化蘚蝕，有了些年頭，卻空無一字。邊上有銘文，說明立碑之意，云此路自古不太平，有猿精擄人妻女，幸得天師鎮壓，然過往路人仍心有余悸，故立此無字碑，寓意“平安無事”。

　　與梅花一樣，梅嶺猿精也是一個淵源久遠的傳說，宋元話本與馮夢龍的《喻世明言》中都有收載。雖然荒誕，但也形象地表達了古人視嶺南為蠻荒的心理。而且猿精也不是空穴來風，直到清代，詩人李調元還在筆記中提到梅嶺多猿。

　　值得一提的是，他特意說明，梅嶺的猿是白猿：“大庾嶺有白猿洞，洞多梅樹，白猿嘗攀掛其上，花與猿皓然莫辯也。行者聞風生，始知為白猿吟嘯。”

　　“花與猿皓然莫辯也。”如此說來，梅嶺的梅花也多為白梅。對于一個失意的遷客，無疑，冷色調的白梅比紅梅更易觸發傷感；而猿叫則歷來都被認為是斷腸之聲，用“啼”來形容——

　　白梅，猿啼，還有頭頂尖厲的雁唳，梅嶺的一切，都在向敏感的文人們營造著凄涼的氛圍。此外，對于一個南下的北人，嶺南山林間氤氳的潮濕霧氣也會令他膽戰心驚：那應該就是前人屢屢提到的，殺人于無形的瘴氣吧。

　　于是，那道看不見的界線，也在過嶺的官員臉上劃出了截然相反的表情：南下的凝重悲壯；北上的輕松欣悅。然而，輕松中卻蘊涵著無限的辛酸和后怕。

　　“鶴骨霜髯心已灰，青松合抱手親栽；問翁大庾嶺頭住，曾見南遷幾個回？”北宋元符四年，在嶺南連頭帶尾過了七年的蘇軾，終于獲赦北還。正月初三這天，他過梅嶺時，為嶺上的一位老人寫下了這首詩。

　　“南遷幾個回？”在骯臟的泥墻上書寫那首詩時，蘇軾一定會想起愛妾朝云。這個他晚年最貼心的知音和最堅定的崇拜者，在34歲盛年，永遠被留在了梅嶺之外。她以自己的生命，代替蘇軾付出了過嶺的代價。

　　然而，對于遠居朝廷的很多人而言，這樣的代價，實在是太小太溫柔了一點。無論怎么看，蘇軾都不能算是一個倒霉透頂的人，這令他們相當遺憾。

　　“我聞人害公者百端，今日北歸，是天佑善人也！”這是那位得到贈詩的老人對蘇軾生還的由衷祝賀。他一生都在嶺上居住，見過了太多的有去無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對于遷客而言，自己腳下這條看似平緩的山脈，南北之間存在著多大的落差——

　　由北到南，無異于被瀑布打下深淵；而從南到北，簡直比登天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