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大樹”方葆元

　　上世紀80、90年代婺劇界有句話人人皆知，叫做“三棵大樹，寸草不生”，說得是當時三位著名的婺劇編劇譚德慧、王杰夫和方葆元先生。前兩位巳于上世紀末不幸作古，如今只有方葆元先生老當益壯，耳聰目明，這棵最后的“大樹”依然玉樹臨風，根深葉茂。

　　他的枝葉繁茂，卻只是以樹的姿態默默站立，從不炫耀，更不喧嘩，為人謙遜有禮。他的低調是有緣由的，因為當初家庭出身不好，他己經夾緊尾巴做了大半輩子的人。

　　方葆元是開化人，父親是前清秀才，后來投筆從戎，成為北伐軍一位團長，受傷后帶著一筆錢回老家置業買地，不過這一買，就買成了個地主。方葆元從小在外讀書，1949年高中畢業于當時的杭州教會學校惠蘭中學(今杭二中)，響應政府號召去嘉興參加土改工作隊，半年后回來，才發現自已在指導分別人的地，別人也已經把他家的地給土改了。

　　由于是當時為數不多的高中畢業生，他被分配到嘉興地委機要室，不過工作不久，就發現上面來了一份文件，要求將出身成份不好、歷史有污點的人全部調離機要部門，果然第二天地委領導就來征詢意見，問他愿調去哪兒。他有些茫然，眼見政治園地已不容落足，他這棵小樹又該去哪兒生根？正躊躇間，隔壁院子里傳來文工團排練的鼓樂聲，他便應聲去了地委文工團報到。以后文工團撤銷，他想起報紙上報道的勞動模范陳雙田，便主動要求去湯溪縣文化館，最后輾轉來到浙江婺劇實驗劇團。

　　進劇團時發生了件很有意思的事，他當時是供給制干部，每天待遇一斤四兩大米，一月一斤豬肉加四兩黃煙。到劇團后領導將他改成包月制，和當時的著名演員一樣拿包銀。第一個月發工資他傻眼了，竟然有上百塊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可觀的巨資，嚇得他幾夜睡不著覺，趕快找領導又改了回去，情愿再當那個每天一斤四兩米，卻感覺非常光榮的干部。

　　在浙婺當了兩年樂隊小頭頭后，一天團長陳平，一個非常惜才愛才的領導找到他，讓他改成編劇。這可把他難壞了，不過契機很快到來，省文化局給劇團發來一箱十分寶貴的明清雜劇孤本，他就主動要求去啃這些孤本，從中學習編劇技巧。他整整啃了一年，在晦澀中尋找樂趣，從浩瀚中總結規律，覺得自已的根須正在伸進一片富饒的土地，周圍一片花團錦簇，綠樹成蔭。

　　這個時侯劇團和社會上一樣“大鳴大放”，號召向領導提意見，不知有意還是無心，每次他去學習，陳平團長就趕他回去：“你不好好在家看劇本，到這兒來干什么？”老人回憶，這一來還真保護了他，不然因為提意見，年青的他可能“反右”時就栽進去了。

　　看了一年劇本后手開始癢癢，便自己嘗試著寫大戲，第一個寫出的是《九件衣》，在當時湯溪縣婺劇團演出本基礎上整理改編，從一個特殊的角度，表現一個慘烈曲折的古代公案故事。因為是小字輩，寫出后浙江婺劇團不肯排，他依舊找湯溪婺劇團排練，由老演員葉阿茍擔任主角。1957年此戲參加浙江省戲曲會演獲得劇本一等獎，葉阿茍因為劇中的杰出表現獲演員一等獎。頭一炮打響，方葆元從此奠定了自已在戲劇界的地位。

　　1958年底他去上海戲劇學院戲文系深造，在那兒完成了畢業作品《三請樊梨花》，但尋找演出劇團時又遇到了麻煩，當時浙婺因擔負特殊演出任務沒時間排，他只好又去找這時已改為江山婺劇團的原湯溪婺劇團，把劇團拉到上海，由上戲的專家們指導排練，費用也全部由上戲承擔。

　　不久《三請樊梨花》在上海戲劇學院小劇場公演，連演四十五場場場爆滿。接著移師杭州、金華，觀眾同樣火爆，中國唱片廠還專門來錄制了唱片，這在當年是非常了不起的業績。

　　《三請樊梨花》從此成為方葆元的代表作，幾十年盛演不衰，至今仍是浙婺院和許多劇團的保留劇目。

　　不久他和錢法成、巍峨合作，創作了大戲《臥薪嘗膽》，也就是后來的《西施淚》。

　　1961年，命運又和他開了個玩笑，一天領導突然通知他下放勞動，“你今后就準備一輩子當農民了”。他和幾個同事被送到石門農場，整天扛著鋤頭下地勞動。不過幸好“這一輩子”很快過去，半年后他又突然接到通知回團工作，回去后才發現，原來浙江婺劇團要準備上北京演出了。

　　生活總是這樣，在為你關閉一扇門的同時，又會為你打開另一扇門。他把自己回團的喜訊寫信告訴上海戲劇學院黨委書記楊進，楊進回信寄來一個寫在參差不齊紙張上的劇本草稿，他一看心就提了起來，那個戲有個很好聽的名字——《雙陽公主》。

　　《雙陽公主》是一出在中國劇壇上流傳多年的傳統劇目，原名《前后日旺》或《珍珠烈火旗》，原先主題散亂不清，劇情有許多荒誕不合時宜的內容。楊進對傳統主題作了集中提煉，人物也有了改動，激起了方葆元的創作沖動，他在楊進稿的基礎上集中提煉，對人物關系重新梳理安排，尤其對主要人物雙陽和狄青進行加強提高。劇本很快獲得領導和專家一致贊許，被確定為浙婺進京演出的主要劇目之一，由當時己經嶄露頭角的新秀鄭蘭香出演女主角，上海戲劇學院導演系主任章琴親自執導。

　　1962年方葆元隨團進京，整天沉浸在興奮與激動之中，浙江婺劇團在京演出獲得巨大成功，他編劇的《雙陽公主》和《三請樊梨花》作為主要演出劇目，也獲得一致的好評。不過心里邊總有點疙瘩，因為出身的原因，碰到有去中南海懷仁堂之類的光榮任務，他就得靠邊讓路，終于有一次他鼓起勇氣向領導提出意見，也爭取到兩次進中南海的機會。

　　從北京回來后，方葆元就很少和古裝戲打交道，因為那時已開始“大演現代戲”，古裝戲只能靠邊站了。不過他寫現代戲同樣精彩，在深入生活基礎上，很快寫出以陳雙田為人物原型的大型現代戲《九峰山下》，反映金華人民改造低產田的《春到千湖》，還有反映現代勞動婦女的《雙紅蓮》，都以濃郁的生活氣息，鮮明的時代特征受到觀眾好評。后兩個戲還引起了上海電影制片廠的注意，著名電影導演孫瑜等人專程趕赴金華，準備將它們搬上銀幕。

　　可是很快“文革”爆發，一切有關創作的夢想都成為泡影，方葆元作為“黑線人物”“反動學術權威”遭受批判，起先他很害怕，不過很快發現自己仍然是個配角，游街時走在隊伍前面的是地委書記等大領導，他們待遇“高”，戴著高帽子，掛著大牌子，自己只能在胸前掛一塊牌子。

　　命運在不斷鞭撻的同時，也不時讓他品嘗溫馨與真情。一次在常山農村改造，造反派吃飯時不讓他們接近飯盆，怕這些“牛鬼蛇神”乘機在里面下毒，飯菜只能由貧下中農打給他們。于是吃飯時，他就常常發現老鄉們埋在碗底的雞蛋和肉。回城那天，民兵連長突然宣布他們的行李全部集中拿去檢查，回金華打開重新捆扎的行李，才發現里面裝滿當地產的桔子，這讓他們倍感溫暖。不久獲得“解放”并隨劇團到衢州演出，還特意將這些房東與民兵全都接來看戲。

　　在有心人眼里，即使是非常惡劣的環境，生活中也處處有創作契機。1971年，他在衢江邊一個自然條件惡劣的村里勞動，那兒的沙土地只能種花生，他卻靈機一動，在一個工人“集體創作”劇本基礎上寫出了《半籃花生》初稿，不過那時沒有“版權”這一說，劇本很快被省里調來大批人馬改成越劇，拍成電影紅遍了全國，不過署名已沒有他的份了。

　　1978年“三中全會”以后，方葆元確實有一種再生的欣喜，他把根須深深扎進婺劇的土壤，靈感又同春天的綠葉一樣常青。重新審視自已的創作，他與合作者膽子大了許多，原先的《臥薪嘗膽》不敢寫西施，唯恐被說成“美人計”，而如今不需要這么多顧慮了，他們立刻選擇西施為主角，劇名也改為更加吸引人的《西施淚》。本子很快被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成舞臺藝術片，由鄭蘭香出任主角，婺劇也由此又出現一個令人欣喜的藝術高峰。

　　沒有抱怨，只有勤奮，一臺臺新戲就這樣在他的筆下不斷涌現，《君子亭》、《水月庵韻事》、《火燒子都》、《江南第一家》(與人合作)等。他還和錢法成、巍峨兩位老友結成“三友劇社”，不斷推出新作品。

　　近二十年來，方葆元又迷上了書法，覺得那是另一個趣味橫生的園地，柳體、顏體、草書……樣樣樂此不疲。他當上了市老年大學的書法教授，市老年書法協會顧問，一教就是四個班級。

　　以樹的姿態回首人生，方葆元常常會感嘆當初政治運動太多，貽誤了許多精力與時間。不過在旁人看來，這棵大樹已經根深葉茂，碩果累累了。尤其是他的劇作貼近生活，貼近時代，劇情跌宕起伏，引人入勝，總是讓觀眾感覺親切耐看。

　　這棵大樹如今依然健旺，不過他的果實已經落地，而他的軀體也已經被婺劇剪裁成許多有用的板材器具，在許多戲迷心中久久地珍藏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