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時背杜甫的詩句卻總是不知其出處,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等等名句,不勝枚舉。但杜甫及杜甫的精神就這樣潛移默化中深深的影響著我們并激勵著我們前行。
杜甫性格秉直,一生顛沛流離,窮困潦倒,他的妻子和兒女也與他一起經歷了種種苦難。杜甫給后世留下的形象,亦是一個樸實謙和的長者。
那年我來到了成都西郊浣花溪旁的杜甫草堂,出乎我的想象,這分明是一座小橋流水、曲徑通幽、鳥語花香的園林式農莊。
杜甫草堂,清澈的流水,蔥郁的林竹,茂盛的花草,有棲息在其間的各類鳥禽蟲魚,充滿著生機與活力……記得《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上說的是“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由此推斷,當年這里不過是幾間難遮風雨的破茅廬而已。幾間破茅廬演變成為園林式旅游勝地,這是當年窮困潦倒的杜甫未想到的。“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歷史的車輪常常不循常規,常常讓那些豪宅付荒冢一堆草沒了,而讓寒傖渺小的幾間茅屋得以流傳美化,這正應了“文章千古事,做官一時榮”的古訓。
詩圣杜甫是值得紀念的,但決不僅僅是因為他的文章,更重要的是他奉儒守官、憂國憂民、積極入世的高尚道德風范。杜甫一生足跡遍九州,早年游歷齊趙、吳越,晚年流離巴蜀、荊湘。但在草堂以后的11年,他的人生跌入了低谷,創作卻達到了頂峰。入川后作詩千余首,占全部杜詩的七分之五強,思想也達到了一個全新的高度,人生的悲壯與思想的精華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1242年前(公元760年),杜甫流亡四川的時候,已49歲了。在朋友嚴武的幫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旁蓋了三間茅房,從此結束了長達一年的漂泊生活。經過科舉不及第、客居長安十年仕途無門、被叛軍俘虜半年、偶獲左拾遺官職卻直言遭貶等一系列打擊,此時的杜甫已是心力交瘁、貧困交加、傷痕累累。遭遇最容易改變一個人,或放蕩孤傲,或消極沉淪,比他大11歲的兩位朋友即是例證。李白“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王維早已不再有“愿得燕弓射大將”的報國壯志,開始信奉禪理,過著“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田間牧歌生活。只有杜甫,窮且益堅,貧賤不能移,即使在人生最為挫折、最為窮困之時,仍矢志不忘初衷。
下一場春雨,他感到高興的是老百姓的莊稼《春夜喜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他喜不自勝,“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即便是茅屋為秋風所破,“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詩人總是希望人民能過上好一點的日子:“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即使是在自己身居艱難、幼子餓死的情況下,詩人也想到廣大的“失業徒”、“遠戍卒”生活的更加悲慘。甚至當成都的草堂被秋風吹破,詩人在終夜雨漏不止的寒冷凄苦中,不止于自嘆,更進一步想到了社會上眾多的受凍的人,在戰亂中游離失所的人,比自己更不幸的人,他由衷地希望眼前出現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自己受凍而死也心甘情愿,還想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他的這種崇高的人生觀,與范仲淹的憂樂觀如出一轍,一道構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主流,成為傳統儒家思想的精髓,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讀書人。
像杜甫那樣一生為民請命,與民同悲喜、共患難,像他那樣推己及人,仁民愛物,民胞物與的詩人又有幾人?正因為人生態度中始終懷有側隱之心,所以杜甫一直與人民心心相通,贏得了人民詩人的崇高稱號,并且達到了人格的超越。
杜甫以內心的孤獨、澄明、悲憫和仁愛為內核,為我們打造出了闊大的精神世界和藝術境界,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塑提供了土壤,為我們今天的人生追求樹立了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