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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例作為一種不成文規定，在提高工作效率、簡化辦事程序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如果處理問題完全依賴慣例，就會形成慣性和惰性，導致思想沒有壓力、工作缺少動力。久而久之，思維就會僵化，行為就會慵懶，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就會被抑制。在各項事業快速發展的今天，黨員、干部應努力增強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避免出現慣例依賴癥。
在很多情況下，遵循慣例是一種有效的工作方法。這是因為，慣例一般建立在以往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大多是管用的。但是，由于客觀條件不斷發生變化，以前管用的做法現在不一定管用，現在管用的做法將來不一定管用。這就需要黨員、干部認真分析情況，既遵循慣例又不拘泥于慣例，而是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處理問題。然而，由于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既要多花精力還要承擔風險，很多人把遵循慣例看成是一種穩妥而省勁的辦法，時間一長就形成了慣例依賴癥。其主要表現是：工作呆板機械，不管現象多么復雜、情況多么特殊，絕不肯動半點腦筋，只是一味按照慣例處理，甚至生搬硬套慣例。得了慣例依賴癥的人，剛開始時是不愿動腦筋，時間長了就變得不會動腦筋，個人素質和工作水平自然難以提高。
慣例依賴癥對事業發展危害嚴重。從表面上看，慣例依賴癥形成的原因是怕犯錯或思想陳舊，但從更深一層看，這實際上是對事業缺少熱情、對群眾缺乏感情，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表現。更為嚴重的是，慣例依賴癥一旦在單位蔓延開來形成風氣，就會扼殺整個集體的創造力。在那樣的環境里，即使有人想創新、想創造也不會有機會和平臺，更不會受到鼓勵，甚至會被看成另類。其結果是人人暮氣沉沉，工作局面難以打開，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得不到滿足，黨和政府的形象大打折扣。
預防慣例依賴癥，最根本的是堅持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具體說來，一是加強引導，激發創新動力。引導黨員、干部打破慣性思維，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創造性開展工作。二是增強素質，提高創新能力。通過建設學習型組織，培養黨員、干部超前思維的能力，始終站在時代前沿，掌握工作主動性。三是完善制度，建立創新平臺。對于已經形成的慣例應當區別對待。其中經過實踐檢驗非常成熟的做法，可以形成規章制度；具有一定生命力但具體應用時還需要靈活掌握的，可以繼續作為慣例保留；已經失去生命力的，則要及時進行調整。通過完善制度，始終保證工作機制是鼓勵創新的機制、實踐平臺是利于創新的平臺。四是獎懲分明，營造創新氛圍。在工作中，對不顧客觀條件和情況一味照搬過去做法的，嚴肅批評教育；對貽誤處理問題時機并造成損失的，加大懲戒力度；對富有開拓創新精神的，給予鼓勵表彰，以充分調動人們創新創造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資料來源：2010年7月19日《人民日報》
體面勞動法治先行
暖春時節，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北京出席全國勞動模范表彰大會致辭時提出，進一步保障勞動者權益，切實發展和諧勞動關系，完善勞動保護機制，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
胡錦濤總書記的“體面勞動”論與不久前溫家寶的“尊嚴生活”說，都是高層領導重視人權、對國民福祉的莊嚴承諾。“體面”與“尊嚴”這兩個暖融融的詞語既遙相呼應，又相輔相成，充分體現了社會公平和公民權利，激起百姓心底強烈的情感響應。
所謂“體面勞動”，包括勞動者的權利得到保護、有足夠的收入、充分的社會保障和足夠的工作崗位。應當說，我國法制在保護勞動者權益方面，還是比較全面的。譬如，超時加班、節假日加班等現象，法律是明文禁止的。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前幾年勞動合同法制訂過程中，一位跨國企業協會的代表發出了“如果實施這樣的法律，我們將撤資”的威脅。立法機關堅決頂住各方面的壓力，讓法律更多地偏向于勞動者，加大了對企業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堵住了企業的違法渠道，從而為普通勞動者“體面勞動”撐起了法律保護傘。
盡管有了法律的保護，然而，從實際情況來看，要實現“體面勞動”，依然步履維艱。勞動者正常的訴求有時還得不到合理和妥善的解決。“開胸驗肺”、“跳樓討薪”、“上吊維權”、礦難、“黑磚窯”……勞動者甚至連基本的權益都無法保障，我們能說勞動者體面了嗎？
有關法律明文規定的事項，企業為什么敢公然違反？對此，政府有關部門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毋庸諱言，為了追求GDP，追求稅收，保住“項目”，地方政府有時不惜犧牲廣大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對于一些企業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睜只眼閉只眼，甚至還充當企業的保護傘。有些執法者不僅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還公然執法犯法。曾引起巨大轟動的河南“開胸驗肺”事件中，面對受害工人的投訴與維權，相關職能部門不僅沒有幫助受害者伸張正義，反而助紂為虐。這其中的“奧秘”，讓人深思。
可見，讓勞動者“體面勞動”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不能單單寄希望于地方政府的自我覺醒，也不能僅僅依靠企業的良心。作為國家權力機關，人大在法律受到挑戰的時候，要肩負起自身的責任，在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方面有所作為，敢于作為。
直白地講，目前很多侵害勞動者權益的行為，就像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的，問題的關鍵是人大要高度重視，一查到底，直至問題解決。勞動合同法于2008年1月1日實施后，當年全國人大就組織了執法檢查，各地人大也相繼開展了監督工作。這種有針對性的跟蹤監督，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剛剛閉會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常委會組成人員又指出，要切實保護農民工合法權益，提高農民工勞動合同簽訂率，擴大農民工參保覆蓋面，建立農民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將農民工逐步納入城鎮公共服務體系，著力解決他們關注的勞動報酬、勞動條件、社會保障、安全生產、子女就學等實際問題，限期清償拖欠的農民工工資并堅決防止此類問題的再次發生。這些都表明，人大在保障勞動者“體面勞動”方面還是有很大作為的。目前的問題是，在法律公平的基礎上，人大更加需要在維護執法環境的公平公正上體現自己的權威，拿出更大的“手筆”，絕不能讓自己頂住壓力制定的法律變成了“豆腐法”。
讓勞動者在體面的勞動中得到尊嚴和自身價值的體現，這是國家的愿景，也是人民的希望，而這一切，都需要法治先行。
——資料來源：2010年7月26日《學習時報》
東京的垃圾為何越來越少
據統計，從上世紀90年代后，日本東京都23區的人口沒有減少，反而還有所增加，但是城市產生的垃圾和最終被填埋處理的垃圾卻逐年減少。那么，東京的人口沒有減少，而垃圾為何會越來越少呢？
首先，法律約束起到了重要作用，從源頭控制住了垃圾的生成量。
日本有較為完善的構建循環型社會的法律體系，如確保社會物質資源循環利用的《循環型社會形成推進基本法》，還有關于恰當處理廢棄物的《廢棄物處理及清掃法》，以及《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容器包裝再生利用法》《家電再生利用法》《食品再生利用法》《汽車再生利用法》等。在這些法律約束下，日本國民均按照有關規定，進行“3R”實踐，從源頭上有效減少了垃圾的生成量。
“3R”是減少、再利用、循環3個英文單詞的首字母，核心意思是盡可能不購買和使用容易產生大量垃圾的物品，盡可能延長物品的使用壽命，不輕易拋棄，并盡可能使物品再生利用。與此同時，東京都還實行嚴格的定時、分類投放垃圾的制度，有效控制了垃圾的二次污染。
正因如此，東京都23區的垃圾量從1989年歷史最高水平時的近500萬噸減少到2008年時的306萬噸，減幅超過38%。
其次是注重資源回收，使垃圾總量得到減少。
日本在垃圾處理過程中，可再生資源要進行分類回收。除此之外，廢舊家具、自行車等被稱為粗大垃圾的東西會送入“粗大垃圾破碎設施”，陶瓷、碎玻璃等不可燃垃圾會被送到“不可燃垃圾處理中心”。之后，工人首先要將其中的鐵、鋁等可再利用資源挑選出來，然后才將剩余的垃圾進行焚燒和填埋，這是垃圾總量減少的又一個原因。
據悉，在東京都23區共有21個“清掃工廠”。“清掃工廠”不僅負責轄區內的垃圾收集搬運，還要對收回的垃圾進行焚燒處理。可燃垃圾到了這里經過高溫焚燒，將重金屬等有害物質和二惡英等有害成分分解，產生的煤氣用于發電，產生的熱量用于供熱，爐渣灰和灰塵送往“灰熔融設施”制作建材，鐵鋁等金屬進行回收。焚燒垃圾產生的有害氣體經過處理后實現無毒排放。可燃垃圾經過“清掃工廠”焚燒后，體積僅為原來的二十分之一，如果將剩余的灰渣在“灰熔融設施”處理后體積還能減少二分之一。這是東京都垃圾填埋量減少的主要原因。
此外，先進的垃圾處理設備設施使得處理垃圾的“清掃工廠”能在鬧市中與居民和諧相處。
記者曾采訪過東京都港區的“清掃工廠”。設計新穎的建筑、干凈整潔的環境、清新宜人的空氣……如果不是有進進出出的垃圾車，很難想象這是一家垃圾處理焚燒工廠。
進入廠房，猶如進入寫字樓，不僅聞不到任何異味，而且噪音也很小。工作人員在電子計算機控制系統和操作平臺前，對設備的運行情況了如指掌，各項數據和指標均在掌控之中。
在日本，“清掃工廠”向住戶、單位等收取的垃圾處理手續費非常低，即1公斤只需要14.5日元。但處理1噸垃圾的成本為5.8萬日元(1美元約合88日元)。
盡管垃圾處理成本比較昂貴，不過“清掃工廠”也有自己的“生財之道”，除手續費之外，主要收入來源是賣電、賣熱、賣金屬的收入。這些合計在預算中比例占了近三成，不足部分再由地方財政補足，工作人員均為地方公務員。
上述各項措施，不僅使東京都的垃圾生成總量逐年減少，每年無法處理而填埋的垃圾也大幅下降。據統計，1989年東京都的垃圾填埋量近250萬噸，達到歷史高峰，而2008年時減少到不足50萬噸，填埋負擔大大減輕，再次污染的風險也大大降低。
——資料來源：2010年7月26日《新華每日電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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