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學習

　　推進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要消除幾種思想障礙

　　有學者認為，我們對黨內民主建設的認知達到了相當完備的水平。我很贊同這一判斷。但實際上仍然有一些認識需要澄清，一些思想障礙需要逐步消除。

　　其一，關于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的關系。黨的重要文獻歷來提法是前者帶動后者，這是對的。但必須清醒地看到由于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和中國互聯網化的迅猛發展，已出現前者滯后于后者，后者在推動前者的客觀現象。故二者關系實際是互相影響，難以分割的。這實際也是一個“黨群關系”問題。要建立“官民”良性互動，就必須切實加強黨內民主建設。以為人民民主“過于超前”就會“構成對執政黨執政地位的挑戰”，從理論到實際都不好說通。

　　其二，關于中國推行民主的條件。中國歷史上缺乏民主傳統、民眾缺少民主訓練是事實，但不能用老觀念去看待今日的中國，不能低估今天中國加快民主政治建設的條件。這里不來闡述今天世界的民主化潮流，信息化的迅速發展、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互聯網化的快速推進；不來細說30年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設已經確立起來的新的起點。值得關注的是在這種新的社會條件下廣大黨員和民眾民主意識、民主要求的提高。民主無非是保護最廣大民眾利益的政治制度。它自然是一個長期的建設過程；但當前正面臨加快這個建設的客觀形勢和良好時機。

　　其三，關于推進民主與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我黨已提出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做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并在形成和實行這個“三結合”的體制和機制，這是對列寧90多年前提出的“黨代表人民管理國家”的理論和體制的歷史性突破。“結合”不是簡單地半斤加八兩。結合的基礎是什么？是人民當家做主。人大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最重要機構，是國家權力機關，也是實行這種“結合”的最重要機構。保證黨領導的正確性，最重要、最關鍵環節正是通過人大“問政于民，問需于民，問計于民”，在此基礎上，把黨的主張變成法律——國家意志。在這個過程中，人大不是簡單的“表決機器”。全黨代表大會通過十七大報告說，保證人民當家做主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的“根本”，“人民當家做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離開這一重要原則，是斷然沒有黨的先進性和正確性的。

　　其四，關于發展民主維護穩定。我們所需要的民主，不是大哄大嗡，不是“街頭政治”，不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而是制度化、法律化的民主，是黨領導下的有序的、可控的民主。只有發展這種民主，才能妥善地解決當前社會矛盾和沖突；才能合理整合和協調社會各階層和群體的利益關系，才有經濟的持續發展、民生的不斷改善和社會的進步，從而才有中國社會真正的穩定與和諧。當前中國社會的一些不穩定因素和表現，不正是由于沒有切實保障黨員和民眾的民主權利而導致腐敗蔓延、誘發群體性事件以及相關的重大事故嗎？把民主與穩定對立起來是不合乎社會實際的。

　　——資料來源： 2010年6月21日《北京日報》

　　經濟觀察

　　取消退稅紅利擠壓落后產能

　　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6月22日聯合下發通知,自7月15日起取消鋼材等406個稅則號商品的出口退稅。

　　在外貿仍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的背景下,這一力度空前的調控措施劍指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產品,更加突顯我國決策部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力促“十一五”節能減排目標如期完成的決心。

　　自2008年下半年起連續上調出口退稅率等一系列穩外需舉措,為我國外貿企業有力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亮麗的數據背后,我國外貿結構中附加值低而能源消耗高的產品依然占有相當數量,部分行業盲目擴大生產,以低價進入市場,靠數量賺取利潤的老路子依然沒有多大轉變。

　　與應對危機時多次小幅上調出口退稅率不同,此次政策反向調控力度空前,很多商品原先享受的出口退稅被“一步到位”取消,這無疑向企業發出了明確的信號:政策紅利取消后,落后產能勢必無利可圖,無法生存,企業必須迅速扭轉粗放經營的慣性,將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產品研發、工藝改造中去,充分挖掘自身潛力,堅持不懈地運用新型實用技術和科技創新成果,促進產品升級改造,在國際市場的洗禮中練就強健體魄。

　　——資料來源：2010年6月24日《新華每日電訊》

　　前沿論壇

　　未來30年我國土地供給缺口巨大

　　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周天勇教授就開始對中國“三農”、糧食、土地問題展開系統研究。當下，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一日千里，他的思考又在向前推進。

　　近日，周天勇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了一句話：“算賬的結果讓我吃了一驚，中國的土地根本不夠子孫后代用！”

　　他說，工業化和城市社會中，如果耕地大量被占用，糧食供給會不安全；如果城鎮居住用地得不到保障，房價會畸高，也會造成重大的社會問題；如果對交通、能源、服務業等用地供應不足，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影響；而過多占用森林和草地，生態環境則會日益惡化。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日益增長的土地需求，與土地資源不可增加之間，形成尖銳的矛盾。

　　周天勇測算后提出，2040年時，考慮人口增加和消費結構升級，農業需要25.1億畝耕地，即使目前的18.2億畝耕地一點也不減少，缺口仍接近7億畝！

　　“我到全國各地調研，如果算上過去人民公社可能出現的圍湖河造田、開墾荒地，并且瞞地，我估計實際的耕地可能比目前多出6億畝左右。但是，每年的糧食、油產量是固定的，如果多出6億畝地來，這只能說明，我們實際糧食平均畝產較低。如果不提高畝產，2040年農業耕地缺口比7億畝更大。”周說。

　　——資料來源：2010年6月18日《報刊文摘》

　　熱點聚集

　　官員“官腔”被打斷,再證急需改文風

　　6月21日,央視《24小時》節目主持人電話連線江西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一位副主任,請他介紹災情及群眾撤離情況,副主任卻在直播連線中念起了領導名單和“重要指示”。無奈之下,主持人只能兩次打斷,請他直接回答群眾有沒有安全轉移。事后,當事人成了網友惡批的對象。

　　近10萬群眾生命財產受洪水威脅,從中央領導到全國公眾都牽掛,相關官員卻對人們最為關心的問題避而不談,反倒“背書”式地羅列各級領導的“重要指示”,浪費重要的直播時間和新聞資源,被主持人打斷,也在情理之中。

　　其實,在正常的災難應急處理機制下,地方領導對災情迅速作出反應本是分內之事,無需過度強調；相反,人們迫切需要知道的,恰恰是避而不談的災情與災民安置情況。這位官員在不恰當的時間,將中央媒體當作了邀功和向領導示好的平臺,難怪會遭遇“板磚”齊飛。

　　只不過,打官腔固然值得撻伐,但公平地說,也許他并不是刻意要借機討好誰,甚至可能只是下意識的反應。如果跳出洪災肆虐和現場直播的特殊語境,類似的官腔套話,我們聽到的還少嗎?

　　礦難發生時,人們最關心是否有人員傷亡,有多少礦工成功獲救,可聽得最多的卻是“某某領導高度重視”“某某和某某領導第一時間趕赴現場”“被困礦工家屬情緒穩定”；一些會議,如鐘南山代表在2009年兩會中就直言,有的代表10分鐘發言有8分鐘都在歌功頌德；各種講話、文件中,“穿靴戴帽”的鋪墊隨處可見,人們似乎也習以為常；透過每天的媒體,有多少用語讓我們感到“似曾相識”甚至“耳熟能詳”,又有多少是在批量生產“正確的廢話”?

　　究其因,在于整個社會話語的割裂。曾有學者指出,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并存著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系統:一套用于公共生活或者政治生活,一套用于人們的日常生活。

　　之所以官話套話讓我們覺得刺耳,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官員的政治話語與我們日常所用的話語系統之間發生了沖突。也許,在平時,坐在主席臺上講話、作報告時,這位官

　　員就是這樣講的,聽者也不覺得有什么不妥,雖然沒什么內容,大不了略過不聽就是。但放在特殊的語境下,被直播連線廣為傳播后,其荒誕感立刻顯現。

　　這樣的現實也說明,習近平同志最近提出的改文風,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文風、會風和話風,折射的是官員的作風和政風。當主管防汛的官員,在介紹災情時只顧打官腔,民眾又如何能放心其主導的救災舉措?因此,做讓人民滿意的干部,還真要從文風、話風抓起。

　　——資料來源：2010年6月24日《新華每日電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