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言論

　　中國何以成為“第一拜金主義國家”

　　 如果我們不能在制度上切實解決腐敗問題，同時轉變全社會“一切向錢看”的庸俗價值觀，即使經濟建設的成就再傲人，錢掙得再多，也是一付“窮得只剩下錢”的精神貧困相。

　　 前些日子，某女孩剛在媒體上發表“寧愿坐在寶馬車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車后笑”的擇偶宣言;這幾天來，繼有某師范大學教授對學生拋出“40歲時沒有4000萬別來見我，也別說是我學生”的“雷人”之語。這是拜金主義的又一典型。其他諸如此類的社會新聞亦層出不窮。看來，去年的一項網民調查結果稱多數人認為本國是“第一拜金主義國家”，還真沒有錯。

　　 拜金主義，金錢至上，誰都知道不對，道理也沒有更多好講。卻是本國何以成為了“第一拜金主義國家”值得研究。筆者以為起碼有三點要說。

　　 首先，是“窮怕了”。我國自古人口眾多，其適于耕種的黃河流域，長期負載著上千萬人，加之天災人禍造成周期性的社會大動蕩，統治者又一直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長期徘徊于低下狀態。鄧小平說中國窮了幾千年，此話不假。當西方發生工業革命，工業化國家的生產力水平大大超越農業國，貧富差距就拉開了。接著便上演“落后挨打”的不幸歷史。國人對于“貧窮—衰弱—受欺侮”可謂刻骨銘心，而其覺悟也恰恰經過了“求強必先求富”這么一個歷程。所以我們說發展經濟是“硬道理”，“財富意識”在這個意義上也應該具有。但經濟發展起來，財富到手之后，還應該有什么?上述那位教授對學生的教育和要求便到此為止了，他只認財大者為自己的學生，甚至未論其財富是怎么來的，這成了“金錢第一”、“金錢至上”的典型。此乃該教授觀點受批評的主要原因。

　　 其次，我們的確存在著“信仰缺失”。拜金主義的特征是重功利。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觀提倡“重義輕利”、“舍生取義”，但其基于農耕文化的保守性，應對不了工業化時代的新課題，遂被性急的救國者們所拋棄。新中國崇尚“消滅私有制”的價值觀，一時“大公無私”蔚然成風，對金錢(貨幣)曾經空想要廢止，結果卻發現那是一條“走不通”的路。改革開放使社會生產力大解放，“東亞病夫”的窮帽子眼見著被甩進了太平洋，中華民族的千年富強夢如今要成真!可是我們信仰什么呢?諸位去國外就能夠見到，離開了我們這里的“雷鋒叔叔”，在西方社會一樣受尊敬。所以在價值觀重建問題上，我們既不應該妄自菲薄，否定中國文化的特色，也不應該自我封閉、排斥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另搞一套，實際卻揀回了人家唾棄的拜金主義，這太劃不來。而曾經走過的那條“走不通”之路，則“倒退沒有出路”，如果以為“重走”就能夠收拾破滅了的東西，也低估了人民群眾的思想水平。

　　 第三，社會典范成問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好榜樣壞榜樣都是榜樣。時下百姓茶余飯后的談資，不是“明星一脫成名”，就是“官員斂財千萬”。網絡時代，封鎖這些信息又不可能。對一個社會來說，最重要的榜樣是執政黨的黨員干部。從那些被揭露出來的貪腐官員看，其幾乎都是精神空虛、人格猥瑣、沒有信仰、膜拜“孔方”之徒，試想這樣的人主政下，拜金主義如何遏制，社會風氣如何向好?溫家寶總理在今年“兩會”對中外記者說：“最大的危險在于腐敗”。其言語重心長，也充滿憂慮。如果我們不能在制度上切實解決腐敗問題，同時轉變全社會“一切向錢看”的庸俗價值觀，即使經濟建設的成就再傲人，錢掙得再多，也是一付“窮得只剩下錢”的精神貧困相，讓人瞧不起，絕不可能真正完成民族振興的偉大使命，難道這不足以引起深思嗎?

　　 ——資料來源：2011年4月下《人民論壇》

　　熱點時評

　　食品安全事關執政水平和社會信心

　　 上海“染色饅頭”熱氣尚存，宜昌“毒生姜”仍在熏制，沈陽“獸藥豆芽”又在瘋長……

　　 短短數天內，如此密集的曝光，說明全社會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問題，也印證了日前溫總理的判斷：“這些惡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食品生產的確是個良心活。無論現代化的流水線，還是傳統的小作坊，生產過程都可謂“天知地知良心知”，而消費者只能“眼不見為凈”。因此，一個社會如果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往往是重災區；反過來講，提升食品安全指數，道德重建是重要一步。

　　 道德對于市場經濟的意義，無需多言。而如何拯救道德，卻是一項系統工程。一方面，善行義舉的弘揚、苦口婆心的勸說固然重要；另一方面，也要警醒：那些有毒食品制造者，往往也曾是高喊“社會責任”的企業。

　　 這也說明，良心的盾牌并非總是可靠，道德的血液并不總能自我生成，尤其是對企業來說。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以股東利益和利潤最大化的組織那里，公眾健康永遠不是一個首要的議題。”如果沒有一定的約束，食品生產者很容易在利益的驅使下鋌而走險。

　　 市場經濟既是“誠信經濟”，也是“法治經濟”。我們可以提倡企業流淌道德血液，卻必須正視企業逐利的現實；我們可以提倡企業的道德自律，卻并不能把“寶”全部壓在良心上面。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只有法律站穩了陣腳，道德才不至于在利益面前無限后退。事實上，許多食品安全事件的發生，或是因為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或是因為執法者的失守推諉，或是由于問責的過于溫柔。近年來，惡性食品安全事件此起彼伏，但傾家蕩產的商家卻十分罕見，監管瀆職者被嚴肅問責的也少之又少。既然總是打不疼、打不死，既然篤定的收益遠遠大于預想的風險，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現象就會發生，不闖紅燈就會落后的“紅燈效應”就會被放大，避免食品生產企業的“道德風險”也就無從談起。

　　 其實，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食品安全危機，如美國的“骯臟食品加工廠”，歐洲的瘋牛病，日本的毒大米。推動各國走出危機的最大啟示，是用系統的制度呵護良心，用嚴苛的法律捍衛道德。美國法律規定，無論金額大小，只要有制假或售假的行為就構成犯罪；日本對農產品實施嚴格的“身份證”制度，建立可追溯管理模式。這也正如中央領導一再強調的，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讓道德敗壞者受到法律的嚴懲和社會的唾棄。

　　 有人說，“一張簡單的飯桌上，包含了經濟發展的全部道理”。從1993年取消糧票制度至今，中國正在經歷一場從“吃飽”向“吃好”、“吃健康”的轉變。在這一歷史進程中，能否保證公眾的食品安全，事關執政水平和社會信心。從這個意義上說，解決食品安全問題，必須上升到“面包政治”的高度。

　　 ——資料來源：2011年4月20日《人民日報》

　　黨政新論

　　問責給力才能告別“天價

　　 繼河北滄州農信聯社曝出的“最牛工資單”有了領導免職、工資清退的處理后，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也決定——“萬元餐”的超標部分由個人承擔，而中石化廣東分公司“天價酒”背后的負責人，受到了免職處分。

　　但公眾對這幾起事件的追問依然不斷，甚至，這些初步處理結果又引發新一輪熱議和質疑。很多人疑慮：如果每次出事僅僅是“退還”了事，或者簡單處理幾個“責任人”，把問題的解決寄望于行業的“自我凈化”和個人企業的“道德自律”，往往會無限延宕諸多深層問題的解決。

　　上述問題的曝光，無一例外都是網友曝出，并非問題單位的自糾自查。這就讓公眾有理由擔心并追問：最牛工資單、天價酒、萬元餐，這些偶然浮出水面的丑聞，是否只是冰山一角？

　　的確，上述幾起事件的主體，有的是國有企業，有的是金融單位，有的是慈善機構，性質不同、職能不一，各自有著自己的治理規則。但對于違規甚至涉嫌違法的認識應該是一致的，內部“規定”也必須是在國家相關法律、制度框架下進行的。那么，規定與監督、制度與執行之間的距離，為何總是一次次被拉大？

　　回過頭來看這幾起“天價”事件，有一些共同特征：河北滄州農信聯社的20萬元“最牛工資單”，受益者多是普通員工；上海盧灣區紅十字會的“萬元餐”，聲稱是“公務接待”；而中石化廣東分公司百萬元的“天價酒”，據稱也是為了“業務需要”。這再一次表明：當違規甚至違法行為的受益者是內部大多數人、是打著幌子下的“公務”活動時，“道德自律”便顯得蒼白可笑，“自我凈化”更易機制失效。縱然有內部人“泄密”，也往往需要承受被反向“問責”和打壓的風險。

　　而縱觀近年來各種腐敗浪費丑聞的曝光，之所以不斷“演進”，一個重要原因還在于：事后問責的不夠給力，常常給人“不過如此”的遺憾，甚至會讓腐敗者、違規人竊喜“其奈我何”，很難讓人心有敬畏、行有禁區。

　　離開監督的權力是可怕的，也正因此，中央一再強調，構建反腐倡廉制度體系，要“以制約和監督權力為核心”。而制約權力的關鍵，是對濫用權力者予以堅決責罰。在這個意義上，“天價酒”等現象的暴露，雖讓公眾痛心疾首，倒也不失為一個樹立“問責范本”的契機。比如，“天價酒”、“最牛工資單”是否僅僅局限于“內部處理”？如何解決“萬元餐”責任人“只能批評不能行政處罰”的尷尬？對于這些問題的明確，不僅有助于問責的徹底，也將給后來者很好的警示。

　　只有真正完善了問責機制，治理貪腐違規問題才不會“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也只有讓問責給力，“天價酒”這類新名詞才不至于不斷挑戰公眾的神經，類似腐敗事件才有望告別“按下葫蘆浮起瓢”。

　　 ——資料來源：2011年4月21日《人民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