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紗帽”理應掛鉤“安全帽”

　　 改變“監而不管”的現狀，必須創新政府監管模式，提高監管部門不作為的成本，把“安全帽”與“烏紗帽”掛起鉤來。

　　 7月至今，每有朋友出遠門，選坐長途車，心里多少有點不踏實：過大橋，怕坍塌；坐大巴，怕爆炸；上高速，怕追尾；遇貨車，怕側翻……聽起來有點杞人憂天，可以上事故近期頻發，且死亡人數同比增加了近50%。叫人如何不擔心？

　　 過去，交通事故頻發多是因為路況較差、陳年危橋多、車輛裝備落后，可現在情況大不一樣了。如今我國的交通建設水平早已在國際上首屈一指，過海、跨江大橋比比皆是，高速公路里程也躍居世界第二，路況大為改善。而且交通裝備和管理制度也都與國際看齊，尤其是安全監督領域，國外配備的儀器、遵循的規章，我們幾乎都“拿來主義”了。

　　 然而，技術上的飛躍，并不能掩蓋管理上的滯后。僅7月，我國就有4座不足20歲的大橋垮塌，暴露出道路質量監管與養護的安全隱患。此外，目前所有長途車站都按要求配備了安檢設施，可安檢過程卻并不仔細�？瓦\車輛內都安裝了視頻監控和車載GPS，可企業并不實時監督，司機也少有畏懼。

　　 說到底，再好的技術、再先進的裝備、再完美的規章，在實際操作層面，也無法取代人的素質和責任心。提高人的素質，增強企業的社會責任感，恐怕無法一蹴而就。要在最短的時間內喚醒人們對生命的珍重，恐怕只能依賴嚴格的外部監管，借助外力來鞭策。

　　 實施嚴格的監管，最根本的是讓監管者真正管起來。道路安全監管涉及交通、公安、工信、安監等眾多部門。這些部門工作中不能相互制約，追責時容易互相推諉，往往是“婆婆多，管不好一口鍋”。此外，道路安全監管不實行問責制，“以罰代管”還能創收，這也導致部分監管者“睜一眼，閉一眼”，使被監管者更加有恃無恐。

　　 要改變這種“監而不管”的現狀，必須創新政府監管模式，像提高企業違法成本一樣，提高監管部門不作為的成本。把“安全帽”與“烏紗帽”掛鉤的山西“鐵腕治超”，就是一種有效嘗試。2007年底開始，山西將治超納入政府工作目標責任制考核范圍，實行行政首長負責制，縣、市政府“一把手”為直接責任人，變“部門治超”為“政府治超”，并實行倒查機制。一年間，山西上百名干部因治超不力受到處分，山陰縣縣長被追責免職，卻換來了全省超限超載率由11%下降到0.2%。而且這一水平維持至今，百姓拍手叫好。

　　 道路安全監管雖是根“硬骨頭”，但只要監管者愿意啃，就能啃下來。選擇道路運輸出行的，大多是中低收入群體，又是數量最廣大的出行人群。他們買不起飛機票，買不到火車票，又急需出門，往往安全意識較低。從事長途汽車運營的司乘人員，也是掙辛苦錢的低收入群體，確保道路交通安全，既是為了乘客，也是為了司乘人員自己。這都需要“一把手”抓安全的心狠起來，監管部門抓安全的行動嚴起來！如今，一些地方嘗試用民生指標來考核政府工作，那么給出行的百姓戴上“安全帽”，理應成為“烏紗帽”考核中重要的一項。

　　——資料來源：2011年8月18日《人民日報》

　　反腐倡廉

　　基層干部腐敗令人憂：

　　一條道，絆倒五村官

　　核心提示：

　　 今年1至7月，在我省立案查辦的884位貪污賄賂犯罪中，農村基層組織人員就有205人，約占23%。隨著我國第一部專門規范農村基層干部行為的廉政準則——《農村基層干部廉潔履行職責若干規定》頒布實施，對農村基層干部下了41個“禁令”。

　　 當蘭溪市上華街道夏家村的5名村干部，齊刷刷地站在蘭溪市法院的被告席上時，他們滿是悔恨和自責，那些所謂的“發財夢”，都是一時糊涂犯下的貪婪之舉。

　　 今年7月，經金華蘭溪市檢察院立案偵查并提起公訴，這些人因在國道外遷土地征用中，騙取被征土地附著物補償款，被判處12年到兩年不等有期徒刑。他們都是來自同一個村的村干部：現任和前任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村出納、村會計等。他們利用職務便利，慷國家之慨，中飽私囊，最終鋃鐺入獄。

　　 碩鼠，瘋狂挖墻腳

　　 3年前，一個突然降臨的“機會”，讓章寶富覺得自己要“發橫財”了。2008年10月，時任蘭溪市上華街道夏家村村支書的章寶富跟村支委唐卸茍、出納黃立中等人得知330國道外遷將通過本村時，覺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賺錢機會。他們合計著租田種樹，以便在330國道外遷征用時，能獲得更多賠償。由于3人都不懂如何種樹，苗木專業戶陳錫貴也趁機加入這個“發橫財計劃”。他們分別買進5000余株紅豆杉和4000余株桂花樹，先后種到租來的田里。

　　 2009年3月，蘭溪市統一征地事務所派鄭旭斌(已判刑)來到上華街道，負責330國道外遷工程地面附著物的清點補償工作。經清點，章寶富等4人拼股的苗木田內共有5299株紅豆杉、3650株桂花樹、132株樟樹和1株雜樹。

　　 但這些還是滿足不了這伙人的胃口，4人經協商后，由章寶富去找鄭旭斌，讓他幫忙在拼股的苗木上虛增數量和規格，并許諾給予好處。鄭旭斌滿口答應，4人的苗木原本只可獲賠20余萬元，但經他大筆一揮，補償款增加到50.05萬元。領到錢后，章寶富將其中的62240元塞給鄭旭斌。

　　 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2009年4月，章寶富繼續騙取補償款，由鄭旭斌在其提供的名下虛造51240元地面附著物補償款，并占為己有。村委會主任酈國富眼紅了，也想撈一把，便將鄭旭斌請到一家茶樓的包廂內密談。鄭旭斌“大膽”建議，虛報名字來領補償款。酈國富十分欣喜，報上其小姨夫的名字后，輕松拿到63381元補償款。作為答謝，章寶富和酈國富讓鄭旭斌也提供名字虛報附著物補償款，最后讓其拿到55740元。2009年4月，章寶富等人擔心該村會計楊金有把他們的事抖出去，又給楊金有虛報了32141元附著物補償款。

　　 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2010年11月23日，蘭溪市檢察院以涉嫌貪污罪將6人提起公訴。法院審理后認為，章寶富等人的行為均構成貪污罪被判刑。

　　 土地，腐敗高發區

　　 7月25日，海寧市長安鎮褚石村黨總支原書記倪水龍因犯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1年，剝奪政治權利1年，并處沒收財產4萬元。

　　 倪水龍受審的當天，海寧市200余名村支書坐進旁聽席，“零距離”接受警示教育�！半m然我是村總支書記，法制意識卻淡薄，沒有把自己管好，一步步走向腐敗，辜負了黨和人民的信任。”年過五旬的倪水龍悔恨不已，但為時已晚。

　　 據省檢察院統計，今年1月至7月，我省共立案查辦貪污賄賂犯罪884人，其中農村基層組織工作人員205人(包括村支書40人、村委會主任46人)，占總數的23%。在涉案金額上，5至10萬元有81人，10至20萬元有46人，20至50萬元有21人，50萬元以上有19人。從查處的案件看，農村基層干部的貪污賄賂案件主要集中在政府重大工程中貪污腐��；一些工程招投標過程中，人為設置門檻，亂張嘴亂伸手；在新農村建設中出現的腐敗。

　　 今年6月，衢州市衢江區檢察院以涉嫌受賄罪對衢江區周家鄉黨委原副書記、紀委書記齊根渭依法提起公訴。2005年至2010年8月，齊根渭在該鄉相關工程的招投標、施工監管和工程款審核撥付等過程中，多次收受徐某等7人送的現金和購物卡共計10.5萬元。

　　 不僅如此，鄉鎮基層站所也成為腐敗“高發區”。7月11日，麗水市蓮都區縣鄉公路管理所原所長楊勇、原副所長陳連祥被蓮都區檢察院以濫用職權罪、受賄罪分別提起公訴。去年，兩人在有關道路邊坡治理工程管理過程中，違反規定，讓沒有施工資質的包工頭石某和陳某中標，造成國家直接經濟損失36萬余元。其間，楊勇受賄兩萬元，陳連祥受賄3萬元。

　　 檢察機關分析，與前幾年相比，發生在農村基層的腐敗案件有上升趨勢。主要原因是部分村干部法制觀念淡薄、私欲膨脹，以及村級財務管理相對混亂，缺乏必要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