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的故事

　　金華《三月》最早提出微型小說概念

　　徐家麟是嘉興人，他自小對文學創(chuàng)作存在一股天然的沖勁。在初中的時候，恰逢大躍進時期，他已經(jīng)熟諳民謠的風格，向當時浙江省文聯(lián)主辦的《東海》投稿，可惜石沉大海，毫無音訊，這并沒有使他氣餒。讀大學時，他是班上的黑板報能手，一直到文革結束，他都沒有絲毫松懈。直到林彪事件，他下放的軍墾農(nóng)場也受到波及，以致在安排他們的工作時，他挑選了金華。徐家麟說，“因為當時留在嘉興的人比較多，何況金華當時的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也比較好。”

　　初到金華時，他被分配到金華化肥廠工作。1982年春天，他進了當時的《金華日報》，接觸到同一個印刷廠印制的《三月》雜志。徐斐作為《三月》的編輯，在印刷廠跟徐家麟多有交流，甚至有所請益，以致1984年文學風潮高漲時，《三月》正式向全國發(fā)行，宣傳部把徐家麟調往《三月》工作，他由于自己喜好文學創(chuàng)作，二話沒說就去了。據(jù)他所說，《三月》雜志的初期，僅有主編余子力以及他和徐斐兩名編輯。《三月》的核心也就是他們?nèi)�駕馬車拉著跑。他們率先在全國打出“微型小說”的概念，為了抗衡當時已經(jīng)具有相當知名度的《十月》、《收獲》等雜志，之后，在《三月》停刊以后，“微型小說”這種文學形式為鄭州的《小小說選刊》所重用，直至他們改刊為《微型小說選刊》，金華失去了一塊文學招牌，甚過對王柏等北山學派的漠視。

　　《三月》雜志的社址從借用群藝館的房間到租用軍分區(qū)招待所旁邊的小屋，一路坎坷顛簸，卻又充滿理想主義色彩，金華文學自十年動亂以后的復蘇，幾乎都可以在《三月》這本純文學雜志上得以體現(xiàn)。徐家麟說，“從《三月》走出來的金華小說家有葉玲、蔣啟倩、陳武，詩人更是不計其數(shù)。”但自從《三月》停刊以來，這些文學愛好者都銷聲匿跡，轉戰(zhàn)他場。

　　在上世紀80年代末期，當《三月》雜志接到通知，他們將和溫州的《文學青年》一樣不再允許發(fā)行時，這一切都注定了文學的衰落。當時，茍延殘喘的雜志不外乎《東海》等老雜志，地方性刊物因為一紙文件，所謂省級以下地市級城市基本不辦文學雜志，一應取締。盡管《三月》在最好的時候能夠全國發(fā)行五六萬份，吸引了大批文學青年的投稿，作為《三月》主編的余子力甚至當時的宣傳部長也曾竭力爭取，然有心無力，為政策所阻。

　　“我們?yōu)榱死硐攵�躁動，今天卻是一片迷茫”

　　徐家麟對于時代的轉換確實有一種未覺先知的認識，從小喜好文學的他，并沒有選擇中文系，而是走了有機化學的路子。他說，“兩三年就進行一次政治運動，搞文學的還不是首當其沖。”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他對當時的一種猜想上面——“未來的世界是一個塑料的世界”，沒想到數(shù)十年之后，這已經(jīng)不是一個猜想，乃至他所崇尚的文學，也幾乎成了一個“塑料的文學”。

　　談論80年代，他比李陀他們所編選的《八十年代回憶錄》更樸實些，對于熊召政的一首《將軍，你不能這樣做》，仍有鮮明的印象。熊召政以此聞名全國，盡管他的為人在那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充滿非議，至今仍讓他自己諱莫如深。1989年，徐家麟編了一本名為《青春的躁動》的詩選，他在一首《〈三月〉的故事》中寫到，“一切都已過去了，那些春光和風雨交織的日子，當初夏的腳手架輕輕拆下，《三月》，已凝成雕塑。八個春秋的辛勤雕刻，終于在江邊崛起，升華為藝術的美麗；自豪地讓人們留戀。三月是美好的，這是艾青的歡呼，而她躁動的刊名，是時代的賦予。歲月會沉淀混濁，只剩下潔白，一百年后，人們來到這里，還會講一個《三月》的故事。”

　　近三十年的文學匱乏期過后，人們對文學的需求遠遠超過了生理需求。以致徐家麟說，“那是一個文學神話的時期，也是一個文學非常崇高的時代。”與今天的世俗社會幾乎構成了一個相反的景象。一切被文革時期破壞到不能更壞的地步，以致文學的春天只能向著更深遠的未來。

　　在徐家麟看來，所謂的現(xiàn)代詩僅僅來自他自身的生命沖動，除了課本上僅有的古詩詞，他并沒有受到現(xiàn)代詩潮的任何影響，他是直接來源于自身的直覺而沒有額外的接觸，以致從文革以來，朦朧詩這一旗幟下，他或許是金華最早嘗試朦朧滋味的詩人。在他的詩集《昨天的歌》中，他把出浴的女人比作一支白蠟燭，堪比象征派初期的法國詩人們。作為對“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的獻禮，青春的躁動在三十年前與今天形成了一個反向，徐家麟說，“我們的躁動是為了理想，然而今天的浮躁卻是一片迷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