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還是金華縣羅埠公社電影隊的一名放映員,那年夏天的一個下午,我放了一場只有兩位觀眾的電影———雖然那兩位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觀眾,然而那場電影卻讓我感動了幾十年。
不過這件事還得從我當老師說起,當時,我是我們村———金華縣羅埠公社上章大隊小學的民辦教師。臨放寒假前一天下午,校長把我叫到辦公室,對我說,你下個學期不用來上課了。我頓時一呆,腦子里飛速過濾一遍,因當時剛從“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影子中走出來,農村師資特別匱乏,只有高小畢業的我,任課教的也是高小,竟然還兼教初一年級的語文,每周24節課。盡管我很拚命,畢竟沒一點教學方法可言,再加上那時我一個學期總有幾次參加創作會議,教書的的確確是“脫零拉落”的。莫非這次要整頓,我的“民辦”要出脫了?
正呆著,校長說,是區里通知,安排你到公社電影隊放電影。噢,原來是這么一回事!當時放電影是相當吃香的,一些干部子女都想干這個行當,怎么會落到我的頭上?后來才知道,上面重視文藝宣傳,是領導看中我會編快板、寫道情。
說起公社電影隊,其實就是徐建榮和我兩個人,徐建榮是隊長,放電影兼修機器,我是創作宣傳兼放電影。我到電影隊上班后,碰到的第一個難題是不會騎自行車,金華地區上千個農村放映員中,我是獨一無二、絕無僅有的一個不會騎自行車的人。在農村放電影不會騎自行車,實在是不可想象。盡管之前我當民辦教師時,也學過幾次,然而因為個子太矮,每次總是一騎就跌,不是跌得鼻青臉腫,就是跌得兩個膝蓋皮肉模糊,血跡斑斑,如此三番兩次,均以失敗告終,之后便作罷了。怎么辦?只好步行。還好,沒走幾天路,出門總會見到喜歡騎車捎帶我一段路的人。行在路上,兩邊干活的社員看到我就會大聲問:“今天晚上什么地方放?什么片?”我大聲回答:“在××大隊放,《戰上海》!”于是乎,人群一陣雀躍:“戰斗片,去看去看!”往往是一路有人問一路回答。你看看,電影吃香,連帶我這個放電影的也吃香吶。
那時候放電影很注重“映前宣傳”,內容是配合中心工作,我編段快板,在電影放映前自己唱(也有別的電影隊來拿去唱的,有個叫鄭土華的唱得特好,而且他也會編),我坐在放映機后面,話筒一開,手里拿塊竹片或小石塊、小瓦片,輕輕敲著桌子打節奏,“篤、篤、篤”就唱開了,什么麥田管理的《麥頭和根頭》、計劃生育的《駱大漢》、土法治蟲的《群眾治蟲力量了不起》、婚姻新風的《張小鬼和李月梅》。“張小鬼、李月梅,兩人年齡又相配,脾氣又搭對,日里鏟麥鏟油菜,夜里丁零當啷打老K,親親熱熱談戀愛……”就用我們當地的方言土語,常常聽得大家哈哈大笑。就這樣,我們一個村一個村地放過來,一個村一個村地唱過去,不到半年,連老太婆、大姑娘、小孩子都認識我了。走在羅埠街上還是走到哪個村子里,跟我打招呼的可多啦!我幾乎成了當地婦孺皆知的人。那時,我心里甜蜜蜜的,放電影比教書快活多了,一篇快板編起來可以唱它十天半個月,比在學校天天改作業輕松舒服得多。就這樣我開開心心放電影,開開心心編快板,開開心心唱快板。
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文化生活還相當貧乏,看電影是老百姓最大的文化享受,盡管是露天場地,每次一個村子放電影,鄰村的人都會趕來看,有些人還時常有成群結隊地到幾里甚至十幾里外的村子去看電影。碰到特別好看的影片,有的村民甲村看過到乙村,乙村看了到丙村,丙村看過到丁村……走馬燈一樣,哪里放就趕到哪里,只要有電影看,根本不怕累,當時有幾位村民,一部電影趕前趕后看了十多遍,現在的人可能都無法想象。
且說那天我被人捎帶到離放映點那個村僅半里地的路口,我背著片箱拐了個彎,往村里走,走沒幾步,一抬頭,呀,面前不遠一輛自行車停著,車旁站著的是個穿紅衣服的少女,我走到她面前正想繞開時,她卻把車子一橫,說:“別走,我等你多時了,上來吧!還有好一段路呢。”
我一個大男人怎么好意思讓個姑娘帶呢?誰知,她見我猶豫不決的樣子,一臉不高興:“怎么,怕我把你摔了?”
沒辦法,我只好乖乖地上了后座,一路的不自在。快到放映場地,她突然問我:“好不好先到我家放一下?幾分鐘也行。”
見我呆著,忙改口說:“不是去放電影……”
“是去試片,我知道每次放新片時都要試片的。”
“到你家試片?”我回過神來。
“我奶奶不能坐也不能站,她已經83歲了,這些年只在家里聽過電影……”
這下我明白了,這姑娘等我,帶我,原來是想讓她的殘疾奶奶真正“看一看”電影啊,多孝順的女孩子啊!我一看時間還早,決定成全她,在她家的兩間又低又小的舊房子里,我架好放映機,倒好片,把她家后墻當作銀幕,沒等我準備好,她早已開心地擺好躺椅,從內室背出奶奶,讓她躺好,老人朝我笑了笑,臉上的皺紋像一朵盛開的菊花。
隨著我兩手指頭的一撳一松,“嗒嗒嗒……”輕輕的節奏響起,電影開始了。這是一場非比尋常的放映,姑娘樂呵呵地笑著,老人眼里噙著激動的淚水。我看著這僅有的兩位觀眾,心里也感到了從所未有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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