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下出細活 匾上見功夫

　　梅溪書畫社的匾額大多出自他手

　　社長葉劍鴻等書畫圈內人稱其“金華一匾”

　　自八詠樓下，過宏濟橋，橋南向右，便是下沿村，往下沿路11弄里走，便是盧愛華的刻匾工作室。屋宇大抵舊時面貌，所住疑似化外之人。白天人少，寂靜籠著整層樓，盧愛華伏在匾上，操刀刻削，揮汗如雨，三五日方能做好一塊匾額。先要用油灰打泥子，再用油漆焊布，增加持久性，然后上油灰、刻字，之后再上漆，風干修飾后方算完成。盧愛華說：“刻匾這活計，又臟，又臭，又累。”

　　是日，梅溪書畫社社長葉劍鴻過訪，其人“工詩好古一幽客”，常在盧愛華的工作室輕研墨、重舔筆，書六如居士題《秋風紈扇圖》，“秋來紈扇合收藏，何事佳人重感傷。請把世情詳細看，大都誰不逐炎涼”，其中況味，見者會心。葉劍鴻此來自是求匾，豐一吟已為九峰書畫院題字，而交給盧愛華刻匾，幾乎成了梅溪書畫社的不成文規矩，葉劍鴻說：“給梅溪書畫社題字的多為海內名家，如方增先、柳春、葉慶文、葉一葦、施明德，匾額雕刻則大多出自盧愛華之手。”何況盧愛華唯一的頭銜就是梅溪書畫社副秘書長，其刻匾的手藝漸為書畫圈內人看重，人稱“金華一匾”，可見虛不名傳。

　　盧愛華是白龍橋人，1960年生時，正值中國大饑荒的一年，舉國為艱，出生十月，他的父親在開采螢石礦時不幸身故。等他上小學，又趕上文革，不出二年，所在村小停辦，從此求學無門，盧愛華只能自學。與盧愛華同村的一幫孩子里多有愛寫字的，只是他最小，從小他對書法便有興趣，在班上，有位老師習慣寫毛筆字，他就愛上了毛筆字，但給他真正啟蒙的則是一位叫徐炳奶的老先生，徐家原是天姆山村上的望族，解放后徐炳奶被劃為地主，從此只能為生產隊或農家寫籮筐、扁擔，換點工分、口糧。盧愛華在他寫字的時候，經常悄立一旁，凝神細看，年深日久，也能依樣畫葫蘆，上手寫大字。家中農具上的名號，他也能大書一番；每逢年關的春聯，他更是下筆有神。文革后期，他經常上墻刷標語，如“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農業學大寨”等，寫字成了一種樂趣，惟其是一種樂趣，方能經久不衰。徐炳奶過世后，留存在世的字跡日漸湮滅，世人不看重筆墨一至于斯，也就無可如何了。盧愛華手上仍有一塊“馀德堂”的牌匾，便是徐炳奶的手筆。其字莊重，不似今人這般飛揚。他說：“在書法上，(徐炳奶)他是我真正的啟蒙老師。”言傳身教便是前人的經驗，今人既無身教，言傳也就成了傳言。

　　19歲，盧新華承襲父職，進了金華市床單總廠，成為一名普通工人，從制版到印花，樣樣上手。下班回家勤于練字、忙于刻字，1980年，書法家嚴軍開辦了金華第一屆書法培訓班，報名參加學習的有五六十人，一時形成書法熱潮，盧新華沒有錯過機會，一邊工作，一邊培訓，筆墨功夫漸有領悟。三十多年來，刻匾的手藝皆是當年打下的底子，日后不過是時有精進。1995年，床單總廠倒閉，盧愛華下崗謀生，開辦大地裝潢部，做起廣告營生，雕刻泡沫字成了一門搶手的活計。盧愛華說：“當時，餐館、賓館、店鋪的名字大多用泡沫雕刻而成，我做過最大的店招泡沫字，一個字就有兩米高。”現在火車站附近天鵝賓館的泡沫字就是出自他手，在一群銅鐵招牌中頗為顯眼。誰想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開始禁用泡沫字，或是出于污染嚴重，方才禁止。于是，燈箱、銅鐵招牌開始興盛，泡沫字也就退出人們的視線，盧愛華轉而專心刻匾。

　　匾額文化集辭賦詩文、書法篆刻、建筑藝術于一體，亦集字、印、雕、色于一身，中國的匾額文化自秦漢以來，綿延2000余年，一如古建筑上的眼睛。“匾”又作“扁”，《說文解字》曰：“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額”則是懸于門屏上的牌匾。橫者為匾，豎者為額。匾額或為樓堂殿閣，或為商家字號，或為歌功頌德，或為繪景抒情，或為述志興懷，或為慶典開張，古時建筑四門皆可掛匾，唯正門必須有匾。皇家園林、殿宇寺廟莫不如此，雕飾鏤刻，精巧莫不臻于極致。前人云“以匾研史，可以佐旺；以匾研濤，可得濤眼；以匾學書，可得筆髓”，可見匾額在文化傳承與歷史見證上亦有其地位，實不可小覷。

　　2006年后，盧愛華的刻匾生意紅火起來，來自書畫界、商鋪、茶樓的訂單日漸增多，歷史開始回潮，又興起懸掛匾額，以示風雅。盧愛華每年經手近百塊匾額，艾青故居的牌匾、江山廿八都的牌匾皆是他的手筆，桐鄉、無錫甚至邯鄲都有他制作的匾額，在江山毛氏宗祠，他更是忙活了大半個月，為其宗祠的匾額精工細刻，以求大雅方正。制匾的木材多半是菠蘿格，亦即印茄木，質堅性穩，紋理深錯，出產印尼、馬來西亞等地，可以作為紅木的替代品，制成牌匾，亦不失為一張好門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