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碧水曾繞城 晨鐘暮鼓相唱和

　　府城遺韻(中)

　　如果有個衢州版的《東京夢華錄》或《夢梁錄》，會這樣描述古代城中的生活場景：清晨，煙籠中河沿，街邊的門扉次第而開，女眷們三兩聚來，或取水，或梳妝、或浣紗，清澈的水面上映滿了人面桃花，須臾間又被五色的游魚碰碎，波光驚起……

　　但是，我今有詩題不得，早有古賢題上頭——歷代名人學士為衢州的水域留下不少很有質感的詩句：“水從曲岸迴，魚銜落花去”(明·徐可求)；“曉煙重疊護花溪，桑拓蔭蔭壓戶低”(清·李鑒)……

　　高坐云端，俯瞰古城的水道，可看出它的規則性：古城的四周，除了西邊以衢江作天塹，東、南、北面，都建有護城河，并大體與城墻平行。這護城河在如今已是城中的勝景，但在古代還是被看作是外河。所有的外河全是一氣貫通的，與城廓合成拒敵的屏障。衢州鐵城固若金湯，這一汪清水有一半的功勞——但那時，護城河流的應是血水了。

　　再說內河。相對外河的齊整，衢州的內河在大致齊整后多了一份曲折，相對外河的肅穆，衢州的內河卻分外嫵媚。所以清人說衢州內河，“貫十橋而回環，周九里而曲繞”。讓我們跟流水走吧：這是一股活水，南面護城河分兩路行進，一路從大南門邊的水門而入，流經甘蔗橋向東九十度轉彎，一路從小南門邊的水門而入，越獅橋，在烏橋處與前一路會合，也向東九十度轉彎，從鼓樓門洞之下流過，改道東南，又立即一百八十度急轉彎，徑直向北，經菱湖由水門流出城，匯入北面的護城河，如此晝夜不停又彎彎繞繞，這活水就照顧到了千家萬戶的飲用、洗濯、消防、灌溉和娛情。

　　當然，除了這錦帶似的水域，還有錦團似的水域，這是城中的池塘湖泊：大功塘、芙蓉塘、魯華塘、建乙塘、荷花塘——之所以要列舉這些塘名，是為了紀念，它們的實物不在了，消失在泥土的深處。但縣學塘、蛟池塘還在，蒲松齡在《聊齋志異》卷十一《衢州三怪》中的點名批判，使它倆名聲大噪。不過，諸塘中最值一寫的是菱塘。

　　菱塘原先不是塘，而是湖，那是一個真正的湖泊，東達城門，西至現在的衢師教工宿舍區，北近城墻，南連府山，水域之廣幾乎是古城區的四分之一，有島有樹有菱。士大夫門相中這方風水寶地，朝朝代代的修飾，把它變成達官貴人的別墅區。怪不得明代《衢州府志》說這里，“環勝景物，皆郡城佳處，士大夫多居其中”。當然筆桿子們也特別喜歡這里，七玩八玩就玩出了詩句，一位叫鄭竹軒的詩人這樣寫道：“一水平如鏡，菱湖打槳游，夜涼何處笛，明月照高樓。”于是明月高樓下的菱湖地帶成了古城區文化消費的集中地。可惜的是，這一湖文化與光榮的水毀于一次戰爭：太平天國時期，在一場曠日持久的圍城戰中，守衛衢城的清軍為填飽肚子，墾湖為田。菱湖的這次犧牲使城市免遭一次洗劫，代價是后人再也無法目睹它的真容了。真正的菱湖湮滅在實驗學校、東門菜市場、青少年宮的地底下不見天日，而現有的菱塘，顯然卑微得繼承不了那么多的榮耀。

　　無論內河，還是外河，衢州古城的水域已風光不再，至少那嘴銜落花的魚，已游進歷史的暗河里不知去向了。而貫穿東西的東河、中河、西河，已改建為防空洞。南北面的護城河，各改名叫南湖和斗潭湖。它們重新接納著來自烏溪江的活水，想再圖大業。

　　更大的水域在外河之外，一條叫衢江，一條叫烏溪江，因為一東一西，在古代又叫成東溪和西溪。衢江是錢塘江的上游干流，它作為古衢州的交通命脈成就了衢州的碼頭，更哺育了這個千年古城，而它自身也成了歷年文人騷客歌詠的對象。雖然我們至今還把衢江比作母親河，但實際上千年來古城人的生活用水和城防用水基本引自水位略高的烏溪江，直到今日。這是一條真正的母親河，是這個千年古城的乳娘，隱名埋姓卻崇高。

　　故事里面有個故事：1959年秋廬山會議后，毛澤東坐專列途經衢州，透過車窗見南面有一片廠房，覺得好奇，得知這是新建的衢州化工廠，就想下車去衢化看看，被勸阻了。如此，偉人的腳步終歸沒能踩上三衢大地，這是衢州的遺憾。

　　那么，他有沒有扭過頭看一看車窗北面的衢州古城呢，這已無從知曉。史載，當時他曾問起“衢州三怪”的事，在場的人都回答不出，他就給大家解釋了這個故事。

　　故事載于蒲松齡《聊齋志異》卷十一的《衢州三怪》，原文為:張握仲從戎衢州，言：“衢州夜靜時，人莫敢獨行。鐘樓上有鬼，頭上一角，象貌獰惡，聞人行聲即下。人馳而奔，鬼亦遂去。然見之輒病，且多死者。又城中一塘，夜出白布一匹，如匹練橫地。過者拾之，即卷入水。又有鴨鬼，夜既靜，塘邊并寂無一物，若聞鴨聲，人即病。”

　　當然，這故事有些恐怖，為了消彌心理上的影響，聰明的衢州人又造出了“尉遲恭收服三怪”的傳說，說鐘樓獨角鬼原是魁星的朱筆，縣學塘白布怪原是觀音的腰帶，蛟池塘鴨鬼原是瑤池中的老鴨，尉遲恭借了三種法器，用魁星筆筒套住獨角鬼，用觀音拂塵纏住白布鬼，用西王母發罩網住鴨鬼，從此衢州無鬼魅。

　　兩個故事中提到的三個地名至今還在，也就是說，毛澤東的目光透過一部古典名著，落在衢州的鐘樓上了——三個地點，以鐘樓為高。

　　鐘樓位于衢城東北隅的北門街上，為明萬歷二十七年(1599)太守張堯文所建。全樓高7丈，樓以厚石為基，基開四門，門下即為十字形的街衢。走在其中，真有四省通衢的感覺。層樓內有一口大銅鐘，重達3000余斤，由附近的祥符寺的和尚敲鐘報時兼報火警。銅鐘上層鑄《心經》一篇。中層鑄花、木、鳥、獸。下層鑄銘詞一篇，其文為：“合土為范，鑄金為鏞。質秉其粹，音來自空，滿無邊際，耳根園通。提撕作息，擅有宏功。是大法器，居樓之中。層樓摩霄，作鎮維雄。官茲土者，麗茲土者，聲名福澤，并此聲名，施于靡窮。”

　　這簡直是一篇音樂論文。可惜的是，現在六、七十歲以下的衢州人是無緣見到這口非常有特色的古鐘了，因為日本人也喜歡它，于1942年入侵衢州時把它偷到日本去了。這個至今下落不明的銅鐘沉沒在異國他鄉了。而鐘樓，也經過多次修葺終于在上世紀60年代難逃劫數。現在所謂的鐘樓，實際上既無鐘也無樓，走近遺址，我們再也聽不見那種歷史的鬧鈴聲飄然而下了。

　　其實張太守當年造了兩座樓，除了鐘樓，還有一座鼓樓。兩樓以南宗孔廟為中點，各處在廟的東南與西北。中國的古城大多建有鐘樓和鼓樓，這不是一種城市雕塑性的擺設，而是一種功能設施。道光二十二年(1842)，衢州太守湯俊重修衢州鼓樓時解釋說：“郡邑之建設鐘、鼓樓者，何為也哉？其非徒攬山川、書云物、時觀曉之謂。其謂昏旦警則弗失其時，守望嚴則有備無患。三衢西連荊楚、南接甌閩、東北界歙睦山水之邃，悍川陸之會，通商旅之輻輳，戶口之殷盛，誠不可無以善捍衛而周提防故鐘鼓二樓并建……于是，東南之樓復與西北相配儷。”

　　說得多好，鐘樓、鼓樓本為一對夫妻，誰是夫，誰是妻，看看兩者的長相就知道了。鐘樓不說它了。鼓樓樓高6丈余，登高可了望衢州四鄉。樓下與鐘樓一樣也下開四門，形成十字拱門，門下也是十字形的街衢。不同的是，街衢之下，還有一條重要的河流穿過。見過此樓的老人說，它比鐘樓漂亮多了。那么判鐘樓為夫吧，鼓樓自然為妻了。鼓樓里當然擺著大鼓，據說，打鼓也很講究，有“緊十八，慢十八，十八十八又十八”的說法，可惜已成絕唱。

　　如果說鐘樓尚有一座基座可供后人憑吊，而鼓樓呢，什么也沒有了，它的身軀解體為磚塊，于上世紀中期做了衢州機場的跑道，只留下“鼓樓街”一個空名印在鐵皮路牌上。鐘樓，鼓樓，這一對夫妻，如今只剩下形單影只的半雙。當、當、當——嘭、嘭、嘭——一鐘一鼓一唱一和，只在歷史的空谷里回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