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靜
余華在《世事如煙》中書寫了一個夢魘式的“非理性世界”,這個空間潮濕而陰冷,震駭而窒悶,現實與虛幻畛域不分,錯綜復雜;預感與結果交相互映,真假難辨。親情的逃逸、倫理的背離、人性的肢解、命運的詭譎俯拾皆是,個體在徒勞的掙扎與茍且中加速滑向毀滅,生存被演繹成一場宿命式的乖謬和神秘。但筆者認為正是由于世事虛無,人性悲厄,倫理秩序在非理性面前的失范才使小說抵達了更深一層的“真實”。余華曾坦言現實經驗會“使人們陷落在缺乏想象的環境里,使人們對事物的判斷總是實事求是的進行著”,拘囿于現實經驗是對人的認知的規束和挾制,只有建構起一個“非理性世界”從而超脫現實經驗,主體精神才能掙脫桎梏重煥生機。
倫理作為一種既定的法則,成為中國數千年來整個社會乃至歷史文化的核心。然而在《世事如煙》中,正常的家庭倫理卻遭到質疑并被瓦解,最明顯的是對父輩形象的顛覆:算命先生是一位年近九十的老翁,他深信“子女的早歿,做父親的必將長壽”,于是在第五個瘦骨嶙峋的兒子死后他費盡心機地尋求可以為之續命的后輩,并以“采陰補陽”術騙取幼女的貞操來為之增壽;4的父親竟然對算命先生強奸女兒的獸行無動于衷,昭示出一種令人沉痛的滑稽感;7長期臥床不起,在算命先生的巧言令色下“除掉”了與自己“五行相克”年僅五歲的兒子;6先后將六個女兒以三千元的價格賣給穿羊皮茄克的男人,當他盤算著如何將最出色的小女兒賣一個好價錢時,女孩已在“被賣”的顫栗中橫尸江邊……小說以一種冷靜的基調描寫血腥、死亡與暴力,并從中顯示出一種存在的荒誕與虛無。家不再是疲憊靈魂的棲息地,而是淪為滋生暴力和陰謀的溫床,是精神的煉獄。在余華的另一篇小說《難逃劫數》中,父親同樣是罪惡的代表——“老中醫”將女兒和女婿視為無足輕重的玩偶,在他的擺布下露珠踏入了晦暗悲慟的婚姻,東山經歷了毀容與離鄉的命運。余華通過建構起“父輩—子輩”間的矛盾沖突,對父親形象進行了不遺余力的嘲諷和鞭笞,使得父輩卑劣猙獰的面孔暴露無疑。
余華在對《世事如煙》的書寫中自覺或不自覺地混淆了真實與虛幻的界限,使得小鎮彌漫著若有似無的“鬼氣”。算命先生的出場很值得玩味——“在那充滿陰影的屋子里,算命先生的頭發散發著綠色的熒熒之光”,頗似隱匿于幽暗處等待著攝人魂魄的鬼魅;乙屡说乃缆燥@詭異,作者并沒有在文中指出是司機軋死了她,司機碾壓灰衣女人的場景只出現在他的夢境中,而當司機在灰衣女人兒子的婚禮上現身時,那件“灰色衣服”卻被無限放大亦被多次聚焦,仿佛是灰衣女人死于司機之手的確證。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6晨釣時看到的兩個無腿之人雙雙投江的情景,以及接生婆去城西給人接生,實則是去了墳地并遇到了算命先生兒子的情景。這番虛實相生的情景設置分別預示了4和瞎子的投江以及算命先生兒子的死亡。我們不妨拿《世事如煙》和博爾赫斯的《圓形廢墟》進行比較,《圓形廢墟》的敘述非常有趣:一個魔法師在圓形廢墟中用“夢”虛構了一位少年,而最終魔法師發現自己也是虛幻的存在。博爾赫斯曾說:“生活就像是做夢,文學是形形色色的生活之夢,更確切地說,我用神話和夢的方式來思考!倍嗳A不但用夢還用幻覺來和現實對接,真真假假,虛虛實實,同樣給人以現實即夢、夢即現實的感覺,似乎也在告訴我們夢與幻覺預示了現實,參與創造了現實。作者正是借由這樣一個亦真亦幻的“非理性世界”,表達他對現實世界紛繁復雜的感知,為事實的發展提供多種可能性。
小說中人物之間飄忽不定的情態關系帶給我們一種“世事如煙”的閱讀體驗,在這個非理性的虛無的世界中,余華竭力去探索一種內在的、宿命式的人物連接與事件聯系,挖掘更深層次的真實,體現出命運強烈的不可抗拒性。主要表現在文中隨處可見的讖語似的暗示,如灰衣女人的女兒結婚后五年不孕,送子觀音托夢告知:“能否生育要問街上人!彪S后,灰衣女人在街上與賣桔子的小販發生了一次詭異的對話:“灰衣女人問:賣不賣?男子回答:賣。是有籽的吧?她問。無籽。男子說。這個回答使灰衣女人驀然一怔,良久之后,她才在心里對自己說,看來是天絕女兒了。于是灰衣女人算是明白了女兒婚后五年不孕的因由所在。”格非也擅用神秘的預言式的語句,《迷舟》中蕭剛到小河村時“他對這個美麗的村落不久以后給他帶來的災難一無察覺”;蕭回到家,母親就發現兒子的眼神“和丈夫臨終前的眼神一模一樣”,“不祥的預感又開始泛濫起來”……讖語和預言的現實指涉進一步說明作家眼中的世界是混亂而難以辨析的,生存只是一個苦難重重的絕望夢魔,這正是先鋒作家們對世界偶然性、神秘性、不可知性的一種后現代闡釋。
《世事如煙》從倫常的顛覆、虛實的混淆、宿命的不可抗拒性等方面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非理性狀態,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夢魘般的生存圖景,具有高度的精神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