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路上 荊棘跋涉

　　汪勝、王靜姝攝

　　蔣風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界的大家，他對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貢獻，無論在中國當代高等師范院校多層次的兒童文學教材建設方面，還是中國當代兒童文學龐大的理論體系構建方面，都稱得上是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在兒童文學領域樹起了一座豐碑。他對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中國化、現代化、標準化、國際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在蔣風身上濃縮了中國當代兒童文學理論的發展進程。

　　安徒生所走的光榮荊棘路成了蔣風向往的道路

　　蔣風1925年出生于浙江金華一個小學教師家庭，祖父蔣蓮僧是當地有名的畫家，與黃賓虹、張大千、徐悲鴻都有交誼。父親是小學教師，微薄的收入養活不了一家人。

　　隨著抗戰硝煙的燃起，失學與饑餓接踵而至，小學和中學12年，蔣風斷斷續續用了6年。命運沒有讓他享受多少童年歡樂。三年級時，數學老師斯紫輝在每周一節的故事課中，給班里的孩子們講了意大利亞米契斯《愛的教育》里的很多故事，這讓蔣風第一次在美妙的童話故事里找到了童年樂趣。斯老師發現蔣風特別喜愛童話，后來就把《愛的教育》這本書贈送給他，并在扉頁上寫了一句話：“要永遠記住：讓自己那顆平凡的心，時時刻刻閃現出不平凡的光采來。”

　　從此，這本書成了他最心愛的讀物。蔣風每當說起他與兒童文學如何結緣時，總是動情地說：“我常常這樣想，如果我身上有值得肯定的一些性格和品德，這或多或少都得益于這本書！”小學四年級時，蔣風參加了由上海《兒童雜志》舉辦的“全國兒童作文比賽”，他的作文《北山游記》得了第十名。

　　蔣風與兒童文學結緣，還有一件具有人生轉折意義的事。1947年他從國立英士大學畢業不久，做了《申報》記者，一次偶然的機會，他在《申報》上看到一則消息，三個孩子受荒誕的兒童神怪讀物的迷惑，偷偷逃出家門，結伴去四川峨眉山求仙學道，最后跳崖飛升身亡。這一慘劇震撼了蔣風的心，他第一次認識到反動、淫穢、荒誕的少年兒童讀物對小讀者心靈的毒害，他也深深意識到童年時代讀的第一本書，往往會成為人生的教科書。

　　從這時起，他就暗暗下決心，要為兒童工作。在走上兒童文學之路時，童話大師安徒生所走的光榮荊棘路成了他向往的道路。安徒生的小說《即興詩人》在文壇上博得崇高的聲譽之后，他卻把主要精力轉移到了童話創作上。1835年元旦，他給一位朋友的信上這樣寫道：“我現在要開始寫小孩子看的童話了。你要知道，我要爭取未來的一代。”從這一年開始，安徒生就把他的全部智慧和才干都貢獻給了未來一代。

　　蔣風沒有像安徒生一樣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而是走上了兒童文學理論研究之路。從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他就認準這條安徒生口中“充滿光榮和荊棘的道路”，一條路走到黑，最終柳暗花明。

　　中國兒童文學學科建設的開創者與奠基人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兒童文學界滿眼寂寞，蔣風是中國兒童文學的拓荒者。他先后在中學和師范學校任教。從1956年開始，他又先后被調到浙江師范學院、杭州大學、浙江師范大學任教，這為蔣風從事兒童文學研究提供了機緣和廣闊的平臺。

　　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隨著教育事業的發展，高等學校開設了兒童文學課程，但在許多人的觀念中，總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搞“古”和“洋”的才算有“大學問”，而搞兒童文學不過是“小兒科”，因而對開設這門課程問津者寥寥。蔣風卻頂住壓力，始終沉浸在這門學科中，沒有現成的教材，蔣風就白手起家，從中外文學遺產中點點滴滴搜尋、整理、積累。

　　三載寂寞講臺，他的講稿匯成《中國兒童文學講話》一書，1959年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并馬上被華南師大、南京師大等高校列為兒童文學參考書目。短短兩年，此書一版再版連印3次，印數達4萬余冊。被學術界認為是“一本中國兒童文學史的雛形”。著名兒童文學家魯兵評價說，該書是我國兒童文學的“史略”。

　　接著，蔣風又和人合編了一本《兒童文學資料》內部發行。為了研究魯迅對兒童文學的貢獻，他把《魯迅全集》中有關魯迅對兒童文學的論述一一摘錄下來，做成卡片，最后編成《魯迅論兒童教育和兒童文學》一書，于1961年由少兒出版社出版。

　　然而，正當蔣風想把兒童文學當作一門學問來做時，卻因高校推行“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于是，大學里的兒童文學課被精簡掉了。蔣風開始轉教民間文學，后來民間文學也被精簡了，他不得不改教現代文學和寫作。

　　但是，蔣風對兒童文學的愛好沒有改變，他仍利用業余時間作兒童文學的研究，先后發表論文百余篇，后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兒童文學叢談》，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兒童文學漫筆》。更大的災難隨著“史無前例”降臨，蔣風成了反動學術權威被關進牛棚。期間，他已經完稿的《中國兒童文學簡史》被抄毀。但他并不灰心，即使在牛棚，也仍偷偷建構了《兒歌淺談》一書，“文革”后得以出版。

　　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潮開始洶涌澎湃地滾滾向前，中國從此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年深秋，蔣風應邀參加了在廬山召開的全國首屆兒童讀物出版工作會議。從廬山回來，蔣風就像個高速的陀螺不停旋轉。在浙江師范學院領導的支持下，他在全國高校中第一個恢復兒童文學課；他創建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研究室，并招收了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吳其南；建立起全國第一個兒童文學專業資料室。

　　1980年，他的專著，新中國第一本《兒童文學概論》出版，馬上贏得一片叫好聲。被評為“這是解放后第一本系統的兒童文學專著”，它“填補了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教材的一項空白。”此書接連再版，還獲得浙江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專著一等獎，全國首屆兒童文學理論優秀專著獎。作為教材，它把一代代學者引入兒童文學理論的殿堂；作為理論專著，蔣風初步構建起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理論框架。此后，在蔣風的主持下，一系列兒童文學理論成果陸續出版：《兒童文學教程》《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中國當代兒童文學史》《外國兒童文學史概述》《世界兒童文學事典》……

　　1984年，蔣風被任命為浙江師范學院院長。在蔣風的努力下，以他為首的一大批兒童文學專家、學者云集于此，兒童文學發展取得了長足發展。至此，蔣風基本完成了對中國兒童文學學科的構建：開設兒童文學課程、編寫兒童文學教材、培養兒童文學師資。因此，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浙師大受到國內國際兒童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并被國際兒童文學界譽為中國兒童文學研究重鎮。

　　與兒童文學學科建設密切相關的是兒童文學教學科研隊伍的形成。從招收第一個兒童文學碩士研究生開始，蔣風一生僅指導了20位碩士研究生，但“成才率”非常高，吳其南、王泉根、方衛平、湯素蘭等都是當今中國兒童文學研究的著名學者。除此之外，蔣風離休后創立的全國兒童文學講習班，一年一屆，已近30屆，他指導的很多學員在兒童文學研究和創作方面都已經嶄露頭角，比如著名童話作家湯湯。這是中國兒童文學的幸運。

　　初步構建中國特色兒童文學理論架構

　　蔣風的兒童文學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兒童文學概論》里。這本書的初稿原是20世紀50年代蔣風在老浙師院講授兒童文學的講稿，他一直想把它整理成《兒童文學概論》，但因1958年以后在“學制要縮短，課程要精簡”的政策下，兒童文學課程被精簡掉了。

　　后來，在兒童文學課程恢復的背景和條件下，蔣風得以重新整理出這部兒童文學理論著作。透過這部兒童文學基礎理論專著出版的艱難歷史，我們似乎看到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的艱難歷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兒童文學理論發展如此滯后。正因為兒童文學研究的嚴重匱乏，才更顯示出這部現在來看已不那么起眼的《兒童文學概論》的開創價值和奠基價值。它所構建的兒童文學理論框架為新中國的兒童文學基本理論的初步建構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兒童文學概論》既汲取了蘇聯兒童文學理論的合理內核，又順應了中國文學發展的時代要求，更有蔣風兒童文學創作、教學、科研的心得。其從文學性、兒童性、方向性三個方面，界定了中國兒童文學的學術概念。

　　蔣風認為，兒童文學是根據教育兒童的需要，專為廣大少年兒童創作或改編，適合他們閱讀，能為少年兒童所理解和樂于接受的文學作品。它是文學的一部分，具有文學的一般特性，服從文學的一般規律，但它又是文學的一個獨立的部門，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學的本身的特點，即兒童文學的特點，要求通俗易懂、生動活潑，適應不同年齡少年兒童的智力、興趣和愛好等，成為向少年兒童進行思想教育、知識教育的工具之一。

　　蔣風強調兒童文學與文學在審美本質上具有一致性，兒童文學首先是文學。兒童文學是文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任務、性質、發展規律，與文學都是一致的，兩者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因此我們談兒童文學時，首先應該認識它與成人文學的共同性，而不要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劃出一條絕對的界線。但同時強調，研究兒童文學，既要看到它和一般文學的共性，也要研究它自己本身的運動形式，研究它的特殊矛盾，研究它不同于一般文學的特殊點，目的是更好地發揮它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斗任務中的作用，更自覺地執行黨的文藝路線。

　　蔣風認為兒童文學的特殊性是由兒童這個特定的讀者對象決定的，強調兒童文學要完成它對少年兒童的共產主義教育任務，必須先認真了解它服務對象的特點，研究對象的要求、興趣、愛好、接受能力等，并引用高爾基在《兒童文學主題論》中的忠告：“有志于兒童文學的作家必須考慮到讀者年齡的一切特點。違背這些特點，他的著作就會變成沒有對象的、對兒童和大人都無用的東西。”要研究兒童文學的特殊性，首先要研究兒童的年齡特征，強調兒童文學的年齡特征，既要關注其生理和心理基礎，更要關注在此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社會性和時代性，全面科學準確地理解兒童年齡特點，關注不同年齡階段對兒童文學的特殊要求，因為兒童文學的特點是它的對象的特殊要求在文學上的反映。

　　蔣風認為應該在文學性和兒童性完美融合的前提下，強調中國兒童文學必須具有“明確的方向性”，認為“兒童文學不同于一般文學的第一個明顯特點，就在于它具有明確的教育方向性”，在于“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工具”，因為兒童的世界觀人生觀正在形成，可塑性大，兒童文學對其的感染和引導必須是明確的、正確的，“社會主義兒童文學應該具有明確的共產主義教育方向性”；“兒童文學的教育方向性，比起一般文學來說，要更明確，更有目的，也更有計劃性，也就要對小讀者進行有目的、有計劃的共產主義教育”，這是由少年兒童是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接班人的特殊身份所決定的。

　　由此可見，蔣風回答了“為什么要有兒童文學？”“什么是兒童文學？”“兒童文學為什么人(兒童)”以及“如何為”這樣一些兒童文學的根本問題，明確了“為兒童”是兒童文學之所以存在的核心問題。初步構建了“文學性、兒童性、方向性”辯證統一、“三位一體”的中國特色兒童文學理論架構。文學性是軀體，兒童性是靈魂，方向性是生命，這是那個時代對兒童文學這個文學門類所能做出的科學、辯證、準確、全面的理論闡釋，具有一種與時俱進的開放性，至今仍然沒有一種理論可以完全取而代之，這是蔣風對中國兒童文學的最大貢獻。

　　2013年，根據時代的變遷和發展，蔣風又在《兒童文學概論》的基礎上修訂出版了《新編兒童文學教程》。從《兒童文學概論》到《新編兒童文學教程》，蔣風耗費了超常的心力實踐這本書的修改和增訂。它無論對兒童文學工作者，抑或是普通的教育工作者，都有著理論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蔣風對兒童文學事業的卓越貢獻也正在于此。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出去”的第一人

　　蔣風非常重視中國兒童文學的對外交流，三十多年來，他始終致力于兒童文學的中外交流，可以說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走出去”的第一人。

　　早在1988年，東京書籍株式會社出版的《兒童文學事典》收入了蔣風出版的《兒童文學概論》，作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代表，蔣風的《兒童文學概論》與法國保羅·海蜇的《書·兒童·成人》、英國史密斯的《兒童文學論》、蘇聯馬卡連柯的《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韓國李在徹的《兒童文學概論》并稱具有世界影響的5部兒童文學理論著作。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兒童文學的國際交流也變得越來越頻繁。蔣風在促進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各國，特別是與亞洲各國的交流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不僅努力將中國兒童文學更多地介紹給各國，而且將各國的優秀兒童文學介紹到中國來。

　　早在1987年，蔣風收到巴黎國際兒童文學學會執委會秘書長珍妮·科蒂戈德弗雷的來信，成為國際兒童文學學會的第一位中國籍會員。這之后，蔣風又陸續擔任亞洲兒童文學研究會共同會長、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名譽顧問、國際格林獎評委等重要的世界兒童文學學術組織的重要職務。

　　1986年應IBBY(國際兒童讀物聯盟)邀請，蔣風參加第20屆IBBY東京大會，首開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國際交流之旅，30年間，蔣風幾乎每年都出訪交流講學，先后多次在韓國、日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還有法國、德國、英國、丹麥、芬蘭等國的國際兒童文學學術會議，都因為經費等問題未能成行，但蔣風都提供了書面論文供大會交流)，以及中國的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宣傳中國兒童文學，宣講兒童文學主張，推介中國兒童文學作家作品，培養中國兒童文學世界讀者。

　　蔣風一直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兒童文學是人生最早的教科書，也是一個國家文化發展水平的標尺。然而，兒童文學這一學科卻缺少一本詳細的工具書。于是，在長期的兒童文學教學研究中，蔣風于1992年主編出版了200萬字的《世界兒童文學事典》，希望為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起一個架橋、鋪路的作用。此后，蔣風根據時代的變化，又一直在補充、完善，并于2016年以91歲高齡成功申請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年度重點科研項目《世界兒童文學事典》修訂本。蔣風對中外兒童文學交流的開拓及交流，可謂不遺余力。

　　2006年，蔣風應邀出席韓國首爾舉辦的“第二屆世界兒童文學大會暨第八屆亞洲兒童文學大會”，被授予“世界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頒獎詞這樣評價：“蔣風把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提升到了世界級的水平，其貢獻獲得亞洲兒童文學界之具體肯定，特此給予理論貢獻獎。”

　　2011年，蔣風對于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突出貢獻，更得到世界兒童文學界的高度肯定，榮獲與安徒生獎一起被譽為兩大世界性兒童文學最高獎項的格林獎，是獲得這一國際獎項的首位華人。拿到格林獎主辦方寄過來的100萬日元的獎金后，蔣風便想辦一個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推動中國的理論研究。他不辭辛勞，四處奔走，終于在2014年在浙江師范大學設立國內第一個全國兒童文學理論獎——“蔣風兒童文學理論貢獻獎”，每兩年一次，獎勵全國范圍內在兒童文學學術研究領域取得卓越成就的兒童文學理論家。

　　在頻繁的中外兒童文學學術交流中，蔣風還寫下了大量的介紹論文和在各國考察兒童文學的考察文章，1998年1月他將這些文章收集成冊，出版了《海外鴻爪錄》(希望出版社)。從這部論文集中，我們可以看到蔣風開闊的眼界，他已將研究的視角擴大到了亞洲，甚至更遠。在促進兒童文學在國際上的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不僅使世界認識到中國兒童文學，也使中國更進一步了解到世界兒童文學。

　　蔣風對兒童文學的執著遠不止于此，晚年，他一直沒有閑著，并將研究領域拓展到非洲兒童文學，2022年，蔣風在《光明日報》看到征集新的非洲研究各系列叢書的編寫通告，就想申報編寫一本《非洲兒童文學概貌》，填補國內非洲兒童文學研究的空白。近百歲高齡還主動提出要擔綱編寫一本國內首部介紹研究非洲兒童文學的書，其精神深深影響著兒童文學界。

　　蔣風始終致力于中國兒童文學“走出去”的努力，讓中國兒童文學與世界兒童文學“取同一步調”。蔣風無疑是中外兒童文學交流的開拓者、建設者和見證者。

　　在反思歷史和現實中不斷推動兒童文學理論發展

　　時代在進步，兒童文學在發展。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兒童文學建設卓有成就，一方面進行了必要的學術整理與發掘工作，一方面發揚了“五四”和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的兒童文學優秀傳統，不斷地拓展了新的兒童文學理論領域的進展，初步建構了兒童文學理論的框架，奠定了兒童文學的學科基礎。

　　蔣風認為，兒童文學發展最主要的是創作，理論研究是對創作發展的歷史總結。縱觀蔣風的一生，他的研究論著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兒童文學史，另一部分是兒童文學教材。史學是總結規律，教材是為了培養人才。文學研究是對創作的總結，總結過程中會得出文學發展的規律。如果能夠將正確的規律運用到兒童文學事業中去，必然對創作起到好的作用。

　　蔣風一直是一位清醒者，他始終堅持在反思歷史和現實中不斷推動兒童文學理論發展。他說，理論建設需要反思以往的歷史，向歷史當中尋找資源。但它更需要反思正在將反思者圍困在其中的并非過去的現實，反思當下的理論建設。

　　20世紀80年代中期，兒童文學理論界對兒童文學的趣味性與教育性、成人化與兒童化、少年小說與少年心理等一系列的問題進行了探討。經過不同聲音的交鋒，中國兒童文學創作有了新的變化，就是文學性的回歸。

　　20世紀90年代，一批兒童文學理論著作出版，如1990年湖北少兒出版社的“兒童文學新論叢書”、1994年的甘肅少兒出版社的“中國當代中青年學者兒童文學論叢”等。這些理論叢書開辟了兒童文學研究的新疆域，開拓了兒童文學研究的新空間，帶來研究的新方法、新活力，初步實現了研究范式的現代性轉換，為20世紀90年代中國兒童文學帶來另一個新變化，即兒童性的回歸。文學性與兒童性的回歸讓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走上了科學的大道，是中國兒童文學走向繁榮的一個標志。

　　在蔣風看來，當前，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批評還需要不斷加強和重點關注。自新時期初發出“將兒童文學作為兒童文學來研究”這一振奮人心的呼喚以來，幾十年來，許多關心兒童文學研究的學者進行了許多探索，提出了許多耳目一新的見解。如劉緒源、方衛平、王泉根、王俊英等人都從文藝學的不同側面切入兒童文學本質的某一方面。但在蔣風看來，這些見解從立足點到方法論上，都還未完全轉移到兒童文學立場上，將兒童文學真正作為兒童文學的系統研究，還有待努力。

　　蔣風說，孩子是祖國的未來，為孩子工作就是為未來工作。今天的兒童文學研究，依然需要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不斷反思以往的歷史，向歷史中尋找資源。時代需要像《愛彌兒》《麥田里的守望者》這類關注兒童生存狀態的作品，他希望他的呼喚不會像沉入大海的石子，拋下后無聲無息，他也期盼中國兒童文學一定會走向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