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是我國古代的一大發明，起于唐五代，盛于宋代。葉夢得(1077～1148)謂：“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為下是也。”可見，宋代已在長江流域形成了杭州、成都、建寧三大雕版印刷中心，尤以杭州為最著。北宋國子監所刻印的書籍，多數都拿到杭州去印，而非在汴京。南宋又建都臨安(杭州)，杭州書坊林立，有名可考的印刷作坊就有十余家。除杭州以外，金華地區則是浙江重要的刻書地區之一。

　　一

　　根據李致忠先生《宋版書敘錄》記載，北京圖書館收存的、漢鄭玄注《周禮》12卷和《禮記》五卷兩部儒家經典著作。前者現存只有兩部，一部完帙，一部僅存前六卷；后者全集為20卷，現存卷一至卷五，雖為殘缺版本，但仍屬珍本書。宋版書傳至清代已成稀世之寶，今日更顯珍貴。

　　《周禮》，是宋代婺州市門巷唐宅刻坊所刻印的，書上鐫有牌記可證，毋庸置疑。此書刻工有王珍、沈亨、余宏、徐林、李才等人。其中沈亨和余宏是南宋初期婺州一帶的刻字工人，他們曾在孝宗時參與刊刻《廣韻》一書。故此書之刻亦在南宋孝宗之時(1163～1189)。此本字體秀雅，刀法剔透，皮紙造印，墨色勻凈，一看便知是宋時浙刻風貌。

　　宋代婺州市門巷唐宅刻坊，遍查明萬歷、清康熙、道光年間的《金華府志》和《金華縣志》，婺之郡治，惟有唐仲友父子為婺州城里的唐姓大家族。據康熙《金華府志》60卷記載：“唐仲友，字與政。父堯封，紹興二年(1132)進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在唐氏父子中，其父堯封，清德有聲，其學與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同調，永嘉學派與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合稱事功學派，以地域特征而言的“婺學”，包含著事功學派。所以，唐仲友父子，也是金華學派的重要人物。

　　唐仲友(1135～1216)，字與政，號說齋，少承家學，博涉群書，登紹興二十一年(1151)進士，復中宏詞科，累官判建康府，繼試館職。歷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他博聞強識，史學精絕，獨尚經制之學。然天性廉直，與物多忤，仕未通顯。他又有刻書愛好，曾因校刻《荀子》等書，而遭朱熹彈劾，故婺州本《周禮》為唐仲友父子所刻，可能性是極大的。

　　婺州城自古有石板巷、芝麻山巷、柴場巷、螺螄巷、斯家巷、莊家巷、趙麻巷、石子巷、小倉巷、酒坊巷、戚家巷、曹家巷、壯城巷、八角巷、躍龍巷、皂坊巷和上同巷等街巷名稱，表明婺州城的街道歷來有稱巷的傳統。由此上推至南宋，唐宅所居的“市門巷”，可能是在某個城門、某個門樓或某個市區附近的街巷名稱。

　　二

　　南宋統治者經過50多年的努力，在政權基本得到鞏固后，把“興文教，抑武事”作為實現“長治久安”的基本國策，在長達80余年的時間里，開展了三次興學運動，在地方上興辦了一批官學。婺州的州學和義烏、武義、東陽、浦江、蘭溪、永康各縣的縣學，就是這一期間相繼建立起來的。南宋時，婺州民間的書院興盛，見諸方志記載的就有30多所，其規模也大大超過官辦學校。南宋金華學派(婺學)創始人呂祖謙，多次邀請朱熹到東陽石洞書院、武義明招山書院和金華麗澤書院講學。朱熹又接納義烏徐橋、傅定為門人。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說：“乾淳之際，婺學最盛。”這一評價是符合實際的。

　　中國古代書院，王應麟在所著《玉海》中解釋稱：“院者，取名于周垣也。”就是說，書院就是指有圍墻院落的藏書、校書、讀書的場所，書院與書籍是不可分的。如呂祖謙主講的麗澤書院，在學規制定方面，比朱熹復興的白鹿洞書院等國內著名書院早了12年。理宗紹定三年(1230)，麗澤書院刊印司馬光《切韻指掌圖》二卷，就開創了書院刊印圖書的先河。

　　書院發展推動了印刷術的改善，印刷術改善又是書院發展的重要條件。如《朱子語類》140卷，就是輯錄朱熹99個弟子多年聽講筆記而成的，呂祖謙在麗澤書院講學有“麗澤講義”，也是學生的聽講筆記整理匯總起來的，都需要刊印。所以，唐仲友父子創辦“婺州市門巷唐宅刻坊”，是傳播“婺學”學術思想與實現“婺學”教育目標的需要。唐仲友父子重刻的《周禮》(亦稱《周官》或《周官經》)，是一部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戰國時代各國制度，寓以儒家政治理想，經過增損排比匯編而成的職官專著。是研究先秦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禮法諸制的重要的儒家經典著作。特別是漢鄭玄(127～200)注釋的古籍，乃讀經之憑借，通經之津梁，后世儒學家們說：“讀經而不由鄭學，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

　　三

　　現在北京圖書館藏的漢鄭玄注《禮記》五卷，書后鐫有“婺州義烏蘇溪蔣宅崇知齋刻本”長方雙欄版記，因知此書之刻出于婺州義烏蘇溪崇知齋蔣氏之手無疑。書中避諱“慎”字，也說明它刻于孝宗時期。

　　婺州，自古為“人杰地靈”之邦，具有得天獨厚的發展雕版印刷業的社會環境和自然條件。以義烏為例，南宋時有滴珠書院、東巖書院、五云書院和龜山書院等等。師事朱熹的徐橋(1160～1237)，所著有《讀易記》、《讀史記詠》、《雜說》各一卷，《文集》10卷。

　　從北宋始用竹子作為造紙原料，正如蘇軾在《東坡志林》中說：“今人以竹為紙，亦古所無有也。”義烏蘇溪，水源豐富，盛產水竹。清代詩人范干在《水竹洞天》一詩中寫道：“蘇溪溪上亭還好，水竹清幽勝倍加。安得攜朋并載酒，爛題詩句發英華。”可見，婺州義烏具有豐富的造紙原料。況且義烏離徽州不遠，徽墨、徽硯、徽筆、徽紙供應充足，擁有發展印刷業的良好物質基礎。

　　書籍雕版所用的木材，以棗木或梨木為佳。嘉慶《義烏縣志》記載：“本縣宋時，青棗、三花梨即已聞名外郡。”所以具有豐富的雕板材料。1937年，三花梨產量達到350噸，1949年的鮮棗產量達到755.6噸，并享譽全國。

　　義烏蘇溪，又名大陳江，屬錢塘江水系，江寬約60米，是義烏兩大水系之一，它直穿蘇溪蔣宅。唐代時，在蘇溪橋頭建有“溪上亭”。文獻記載，唐代詩人戴叔倫在《過蘇溪》詩中寫道：“蘇溪亭上草漫漫，誰倚東風十二欄。燕子不歸春事晚，一汀風雨杏花寒。”可見，早在唐朝時，“蘇溪亭”就是個文人雅士們暢敘幽情的勝地，蘇溪也具有發展書籍印刷業的人文環境。

　　四

　　中國古代圖書，原為統治階級所專有，而且圖書還不可能從文獻、檔案中分離開來。到了唐代創造出雕版印刷術后，圖書才成為積累知識、傳播經驗、交流思想而獨立存在的文化“載體”。到了宋代，雕版印書業十分昌盛，宮廷乃至官府都刻書，私家、坊間也刻書成風，圖書才成為有專業印刷、運輸、銷售的商品，書籍在宋代首次出現了文化產權的問題。所以，唐宅《周禮》和蔣宅《禮記》，開始有了“牌記”、“版記”，用來標明出版者和刻坊的名字。《周禮》還在版心下端鐫印刻工姓名，這些不僅是保護版權的一種標識，而且是書籍刻印、校勘、裝訂質量和信譽的化身，這是古籍雕版書上最早出現的商標。

　　中華民族自古是禮儀之邦，古籍中自古就有避諱，即遇到與帝王或圣賢(如孔子)名字相同的字，要設法避開或改寫，以示對尊者的尊敬。不過宋代的避諱制度最繁最嚴，不僅要避當朝皇帝的名，還要避前代皇帝名，甚至要避始祖之名；不僅要避相同的字，還要避同音的字。義烏蘇溪蔣宅崇知齋刻本《禮記》的避諱“慎”字，就是南宋孝宗皇帝的名字。南宋孝宗是高宗趙構的養子，名趙 ，“ ”是古“慎”字。但是，這種用法早在宋代以前已經被摒棄了，宋版書仍要避諱同音的“慎”字，可見宋代避諱制度之嚴。

　　一般地說，每一時代，每一地域刻書都有自己的特點。宋代不論官刻私刻，多用好手寫，好手刻。字體雖為規整的正楷字，但各有風格，形同法書。加之刻工的高超技藝，能將書寫人的書法神韻惟妙惟肖地表現出來，更給宋版書籍增添了藝術魅力。就地域而論，宋代浙本用筆方整，剛勁挺秀，刀法嫻熟，轉折筆畫輕細有角，不留刀痕，反映原來字體最為忠實，成為后世刻書的楷模，影響我國千年古籍刻本的風格。

　　宋代刻書，沒有一定的款式規格，其行格以八行至十行者居多。行格的疏密，取決于刻書單位或個人的財力物力及對作者的崇敬程度。例如兩浙東路茶鹽司所刻之書，因財力充裕，自然鋪陳講究，多為半葉八行款式；而婺州市門巷所刻《周禮》，雖為儒家經典，但受私家財力所限，即用每半葉十三行的款式。正因為如此，這部《周禮》成為《版本學》上私刻本和坊刻本的典范。

　　由此可見，宋代婺州是古籍雕版印刷業的重要基地，為我國古籍圖書出版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黃曉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