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令，嚴管私生活

　　 觀看黃色錄像、不見義勇為、搞婚外情、不繳物業費、闖紅燈……這些社會生活中司空見慣的不良行為，如今都以“禁令”的形式，納入南通市公務員的行為準則。近日，該市針對公務員出臺條例，明令禁止私生活中18類行為。

　　近年來，官員在“8小時外”道德敗壞、品行低下的個案屢屢曝光，從“局長香艷日記”到官員“公費嫖娼”，個別公務員在個人私德問題上屢破底線，不僅損壞了干部形象，甚至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滑坡推波助瀾。

　　在此背景下，南通市瞄準官員私生活制定禁令，倘若嚴格執行，確實有積極的引導之意。正如南通市領導所說：公務員的道德底線，理應要高于普通百姓。百姓對此出發點也是拍手稱好的。

　　不過，公眾更為關注的是，這些規定如何監管到位？這些把公務員私生活規定得詳盡細致的條條框框，該如何落到實處？實際上，過高或過低的標準，對公務員而言，就像過大或過小的皮鞋，再好看，也不一定合腳。在操作層面上，亂搭亂建、闖紅燈還能通過群眾舉報，那“觀看、收藏、傳播黃色影視和書刊，撥打色情電話”又該如何監督？

　　規則的制定一定要從實際出發，考慮規則自身的合理性、可操作性，不然，不管看似多么高調，都會成為制定者炫耀的一種秀。但愿，相關部門在執行上能跟制定規則時一樣嚴格，而不是高喊口號之后，束之高閣；不能“你禁你的，我玩我的”，只圖一時熱鬧。

　　 ——資料來源：2011年4月29日《浙江日報》

　　搞清楚“我是誰”

　　 現在，“我是誰”這個問題，對有些人來說，已經有點弄不清了。

　　 在一些人看來，“我”就是某某長、某某總，水平總比別人高，能力總比別人強，站得總比別人高，看得自然也比別人遠，所以，我說你聽，我說你做，似乎是天經地義。

　　 坐公交，擠地鐵，踏自行車，在農貿市場里跟菜販們討價還價，去醫院看病左等右站……老百姓的這些日常生活，對一些人來說，恍若隔世。不少人不是沒有過這樣的生活，而是身份“高”了以后，遠離了這樣的生活。

　　 明明置身群眾，卻如此脫離群眾；明明來自老百姓，卻與老百姓這樣疏遠；明明可以隨時還原成老百姓，最真實和最深切地體驗百姓生活，卻偏偏不去這么做。為什么？重要的原因是，忘記了自己究竟是誰。

　　 久而久之，你忘記了老百姓，老百姓也會忘記你；你遠離了老百姓，老百姓也會遠離你。

　　 一位領導同志說得好，對一個執政黨而言，群眾工作是黨的“生命工程”。沒有群眾就沒有黨，黨的最根本的危機是群眾不信任，我們最根本的危險是脫離群眾。民心向背，決定我們黨的執政地位穩固還是動搖，得到群眾擁護是我們黨的根本利益。因此，群眾工作是我們黨的根本性工作，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沒有群眾路線，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就失去了根基。事實說明，與群眾接觸多了，官僚主義就會減少；與實際接觸多了，主觀主義就會減少；與民情接觸多了，形式主義就會減少。

　　 從這個意義上說，搞清楚自己究竟是誰，不僅是各級領導干部自身成長和做好本職工作的需要，更是強化各級領導干部執政之基意識的一種自我教育。

　　 ——資料來源：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報》

　　基層聲音

　　官場“三陪”很無奈

　　 陪著上級領導檢查工作、陪著匯報工作、陪著吃喝玩樂，人們稱之為官場“三陪”。日前，一位縣委書記無奈地向媒體傾訴，他為了應付各級領導視察和各類檢查，一晚上竟然馬不停蹄地陪了8頓飯、不知喝了多少酒。言語中充滿無奈。

　　 基層領導“三陪”現象早已不是新聞。不知道從何時開始，領導下基層檢查工作，基層干部全程作陪變得必不可少，不僅陪視察、陪開會，還要陪吃、陪喝、陪玩。

　　 在許多干部看來，能否接待好上級領導，“三陪”得領導滿意，直接關系“烏紗帽”。我們應該清楚地看到，一些領導“喜好大場面”，下基層調研、視察講求排場是產生官場“三陪”的源頭。如今，一些領導干部但凡下基層都是前呼后擁。人還未到，就提前要求下面做好周密安排，基層干部自然緊張準備。

　　 一路車隊，浩浩蕩蕩；坐在會議室里，聽的是事先準備好的匯報；走的調研點，是早已做好布置安排的地方……這樣的視察調研恐怕很難看到真實情況，聽到真正民聲。而期間，一場場招待酒宴更是應接不暇，少則幾人陪同，多則幾十人陪同，基層干部有苦難言，但還是要強打精神，因為生怕不夠隆重體現不出對上級領導的尊重。

　　 領導干部下基層調研本是好事，但如果成了基層的額外負擔，就讓調研失去了應有之意。試想，基層干部如果把太多心思和工夫，花在迎來送往上，還有多少時間去做好本職工作，去關心和服務百姓？

　　 筆者以為，領導干部下基層要輕車簡從，少些興師動眾，多些微服私訪。多些實地走訪，多與群眾同吃、同住，體驗基層百姓生活，杜絕大吃大喝、鋪張浪費。這樣不僅可以讓基層干部從“三陪”中解脫出來，專心工作，更好地為群眾服務，而且上級領導也可以更準確地掌握基層實情，在群眾中樹立良好形象。

　　 ——資料來源：2011年4月21日《浙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