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一代名記邵飄萍

　　1916年春，回國擔任《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主筆，對袁世凱進行抨擊。后任《申報》駐北平特派員。 1918年7月，在北平創辦新聞編譯社。10月又創辦《京報》。 1919年“五四”運動時，激于愛國義憤，在《京報》上揭露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的賣國罪行，觸怒了段祺瑞政府。報紙因而被封，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20年下半年，段祺瑞政府倒臺，邵回到北京，恢復《京報》，并與徐寶璜一起在北大校長蔡元培的支持下，在北大成立新聞學研究會，并開講新聞采訪課。1923年，又在北平平民大學新聞系講授同一課程。1924年，在北平政法大學講授新聞采訪以及報紙經營問題。1925年，孫中山北上準備召開國民會議，邵在《京報》上刊登孫中山在北上途中的照片，冠以“全國景仰之孫中山先生”為標題。同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邵積極支持反帝反軍閥斗爭，此前，他支持馮玉祥的國民軍和郭松林倒戈反奉系軍閥的行動，因而遭到奉系軍閥的忌恨。

　　1926年4月26日凌晨，年僅40歲的著名報人、《京報》創辦人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父子殺害于北京天橋。毛澤東對邵飄萍的評價：“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

　　1926年，邵飄萍英勇就義時，年僅40歲，在其短暫的一生，卻擁有著眾多光彩耀人的頭銜：“中國新聞史上第一個享有特派員稱號的新聞記者”。他首創新聞編譯社，是中國第一位關注通訊社的著名記者；他創辦《京報》，為職業辦報人，培育人才，著書立言，為中國新聞教育之發端，為我國新聞學創始人等等。在眾多光環中下，“一名記者”，也許是邵飄萍眾多頭銜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個，但卻是跟隨他時間最長，貫穿他一生的身份；也是對其終其一生的職業最簡單直白的表述，在近14年的新聞工作生涯中，邵飄萍寫下了大量優秀的爭論和新聞評論，目前僅收入在《邵飄萍選集》中的就有300多篇，共計50萬余字。邵飄萍對其新聞事業的執著追求，從年少時的業余通訊員開始到為報殉國，從未曾有過猶豫和改變。正是因為這樣的執著，鑄就了邵飄萍一代名記的光輝一生。

　　2  立志要做新聞記者

　　 邵飄萍青少年時即以早慧聞名于鄉里，讀書期間，已經對新聞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遍覽《民報》、《新世紀》、《清議報》、《新民叢報》上發表的文章，萌發了“要做—新聞記者的動機”。于是，他就利用課余時間給上�！渡陥蟆吠陡�，被《申報》聘為“訪事員”。這是邵飄萍最初當上“記者”的時期，雖然是從業余通訊員做起，卻因此和新聞事業發生關系。

　　在同學張任天的記憶中，邵飄萍在浙高期間，“喜歡寫稿，便外出到處采訪，連鴉片館也去。他的文章寫得既快又好，我們都很推崇他�！贝蠹s1908年春天，杭州各公立、私立學校在梅登高橋體育場聯合舉行運動會，在老師包蝶仙指導下，邵飄萍和兩個同學編印了一份油印小報。這是他正式辦報的一個小小前奏曲。張任天回憶說：“這次運動會，由于我和邵飄萍、陳布雷三人不愛運動，所以都沒有參加競賽項目，但又不甘寂寞，于是三人一合計，就辦了個《一日報》，因為運動會只開一天，所以就取了這樣一個報名。三人分了工，陳布雷為編輯，我和邵飄萍為訪員……這是我們三個人辦報生涯的開始。陳布雷也說過這是“練習新聞事業”，對于他日后成就辦報的宏圖大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那時，清末明初的普遍社會心理對報紙從業者十分鄙視，報社的主筆、訪員都被看做是“不名譽之職業”。邵飄萍在《實際應用新文學》中說過，社會之所以不重視訪員(記者)，“半由了對于新聞事業重視之觀念，半由于訪員者于上述弱點之外，更多不健全之分子，不能自重其人格�！币环矫媸怯捎谏鐣�的原因，對于新聞事業不夠重視，另一方面則是由于訪員自身的弱點，比如缺乏新聞只是和訓練素養，還有許多不能自重人格的不健全分子。在邵飄萍之前，梁啟超、于右任等人都是政治家辦報，從來沒有“記者”這個職業有過比較多的關注，即使在更早的王韜文人辦報，也不過是空谷足音，個別的例子。因此有人說“正是從黃遠生和邵飄萍開始，真正提升了新聞記者的地位，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他們開辟了職業報人的道路。”

　　3  “以新聞記者終其身”

　　1909年邵飄萍畢業后，回到了家鄉，繼續為《申報》撰寫金華通訊，被該報聘為地方通訊員。在1911年浙江宣布獨立后，他懷著為民主共和和二戰的激情奔赴杭州，協助著名報人杭辛齋創辦浙江軍政府機關報《漢民日報》，任主筆并兼職《浙江軍政府公報》編輯，從此開始了他的職業報人的生涯。1913年初，杭辛齋被選為國會議員入京之后，邵飄萍主持了《漢民日報》筆政，開始了他的辦報生涯。

　　邵飄萍從1912年去《漢民日報》供職，到1926年4月26日被執行槍決，從事記者工作共15年。初到《漢民日報》不久，邵飄萍就開始大力宣傳孫中山的主張，揭露貪官污吏的丑行，抨擊封建軍閥的暴政，與杭州的權貴結下了深仇大恨。在編輯和主持《漢民日報》期間，他不為權勢所左右，不為利祿所誘惑，堅持民主共和思想，撰寫了大量論說、時評、隨筆。他以激烈辛辣的筆調，抨擊袁世凱及大小軍閥的專制跋扈、披露和痛斥浙江貪官污吏鉆營謀私、殘害人民的罪行，表現出其可貴的“不受社會惡風之熏染，不為虛榮利祿所羈勒”之記者高尚品性。因為其文章得罪了袁世凱，邵飄萍于1913年8月被逮捕，報館被查封。但是邵飄萍卻以“報館可封，記者之筆不可封也。主筆可殺，輿論之力不可殺”的大無畏精神，仗義執言，寫下了“嗚呼！內務部。嗚呼！內腐部！”這樣的言論以及大量的新聞和評論。

　　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被刺客暗殺，邵飄萍有預見性地指出：“有行兇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者”，矛頭直指袁世凱。當局立即以“擾害治安罪”查封了《漢民日報》，并逮捕了邵飄萍。邵飄萍自己回憶起這段經歷是這么說，“忽忽三載，日與浙江貪官污吏處于反對之地位，被捕三次，下獄九月”。邵飄萍出獄后不得不到日本避難，一邊在法政大學學習法律和政治，還一邊組織了“東京新聞社”，為國內報紙供稿。由于所寫報道大多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與丑聞，一時風靡全國。他的名字“邵飄萍”作為筆名在那個時候也譽滿全國輿論界。

　　這段“忽忽三載、被捕三次，下獄九月”的辦報經歷并沒有抑制邵飄萍對新聞事業的高度熱愛。這段經歷，堅定了“以新聞記者終其身”的志向。被救出來以后，在1914年，邵飄萍被迫東渡日本留學。在日本時，邵飄萍與同學潘公弼等人組織了一個通訊社——東京通訊社，為京滬著名報紙提供東京通訊。這一時期的留學生活和新聞活動，進一步擴大了他的視野，鍛煉了他做一個全國時事政治記者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