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一代名記邵飄萍

　　1916年春，邵飄萍應約返回國內，受聘為上海《申報》《時報》《時事新報》主筆，撰寫時事短評，他意氣風發，寫作甚勤，往往一日撰寫數篇時評，對袁世凱進行猛烈抨擊。袁世凱垮臺后，《申報》為加強中央政情的采訪和有關北京新聞的報道，特聘邵飄萍為駐京特派員。自此期間，他寫下了251篇，22萬多字的《北京特別通訊》，把歷史的風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筆下，這些專電和通信都是邵飄萍深入采訪、調查的結果，事實準確、材料豐富、簡潔深刻，其新聞通訊洞若觀火，又事關大局，引起了新聞界和社會上的廣泛反響。邵飄萍的名字也隨之傳遍四方，成為有口皆碑的著名記者。與此同時，邵飄萍曾一度兼任章士釗主辦的《甲寅》日報的主編。

　　在邵飄萍來到北平之后所辦的第一件事，就是創辦通訊社，并為自己在北京的新聞采訪活動打下了根基。這個通訊社就是成立于1916年8月的北京新聞編譯社。該通訊社不為某一政治派別所左右，較有獨立性的通訊社，是同期我國通訊社中的佼佼者，在當時產生過較大的影響。對中國通訊社事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時外國通訊社左右著外國政府，編譯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兩條引人注目的特殊新聞，常被中外報刊所采用，北京各報紙面目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平的通訊社達到20多家，政府要聞無一遺漏，打破了外國通訊社在京的壟斷地位。這一變化與進步，不能不歸功于邵飄萍的引領。在中國新聞史上，邵飄萍第一個重視通訊社，并以通訊社為依托成功地開展新聞采訪和報道活動的著名記者。

　　5  中國報界的先驅者

　　 邵飄萍以最后蒙難完成了作為中國報界先驅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國新聞自由的漫漫長路，也給后來者樹起了一塊鮮明的路標。生前，他對中國的辦報環境是有充分認識的，曾經說，“歐美各國政府對言論界的壓迫之政策皆已漸成過去”，惟中國報紙“一旦遇與政府中人個人利害有關之事，始倒行逆施，妄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議員、政客莫不皆然”；對于新聞，“無時不加嚴重之壓迫”。他提出為新聞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機關非法之蹂躪”，但又深知，要使新聞自由獲得保障，必須同時使社會獲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賜得來，他認為，它的實現過程，是“言論界與政府當局惡戰苦斗之歷史，”所以他一生堅持把爭取新聞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爭結合起來。在斗爭中，他也有過于樂觀、輕信的時候，評傳沒有為賢者諱，其中也寫到魯迅對他的批評等等，最難得的是，他以“新聞界戰斗的壯士”自許，“盡自己之天職，平社會之不平”，屢仆屢起，直至死而后已。

　　一個真正具有自由意識的人，不會把自己圍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尋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會出錯，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寧可贊美那些聽從內心的指引——所謂時代的召喚到底要回到個人的內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誤入“歧途”的“過客”。

　　飄萍一生疾惡如仇與黑暗統治作殊死斗爭。1928年北京新聞界為他補開了追悼會。1949年4月毛主席親自批示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飄萍誕辰100周年，殉難60周年之際，全國新聞領導、省、市黨政領導在金華婺州公園為邵飄萍銅像揭幕。

　　作為一個記者，邵飄萍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極為熱愛，曾自稱：“余百無一嗜，惟對新聞事業乃有非常趣味，愿終生以之”。正是出于這種對新聞事業的敬業和獻身精神，他精益求精、不斷進取、兢兢業業、全力以赴。既學識過人，才華出眾，又開朗熱情，善于應對周旋。每當發現有價值的新聞線索，就全身心地投入，窮追不舍。因此，經常能采寫到令同行驚羨不已的重大新聞和度假新聞。為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報復和時間自己的新聞思想，邵飄萍還致力于自己辦報。邵飄萍是中國新聞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一名堅守社會責任的新聞記者，著名的報刊活動家、新聞理論家和新聞教育家，他的人格品質和職業精神將鼓舞每一位中國新聞業的后來者，他對理想執著追求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后人學習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