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光：跳到丹青里，快活不肯出

　　在座的誰都會做夢。一生有無數的夢，有好夢，有壞夢，有噩夢，有喜夢。甚至夢中叫醒的、笑醒的都有。這種夢是生理現象，我講的夢想，是指一個人的追求。每個人的一生都有一個自我設計，每個人應該敞開自己，大膽地設計，但實踐起來，每個夢想要實現都是很艱難的，得一步一步、踏踏實實去實現。以我為例子，我出生在永康方巖，從山村里走出來，到東陽上了中學，再到上海上了大學，又留在上海工作了一年，然后又到了北京，一到北京就半個世紀，基本上是從小山溝到大上海，到北京。很幸運，從農村出來，進了中國兩個最大的城市，而且在那兒工作，在那兒交友，朋友多，視野也寬闊。

　　小時候我做過好多夢，其中做了個夢，我當縣太爺了，后來我祖母就說“哦，我這個孫子有出息，將來要當縣太爺”，后來我真的當了官，比縣太爺還要大一點，而且一當十三年。從這個理想來說，我做到了。當時農村很窮，保長、鄉紳老欺負你，我想當縣太爺，可以好好治治他們。這是個很純樸、很簡單的一個想法。這個夢不去談它，我的興趣不在當官。我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我的筆名叫魯光》，反面就是圓了人生三大夢。什么夢呢？一個記者夢，一個作家夢，一個畫家夢。

　　讀中學時，我是上海青年報的通訊員，寫了點小稿子，稿費收到好幾次，一次五萬、八萬，不得了，跟現在的五萬、八萬沒法比，也就五塊、八塊的樣子，對一個孩子來說，很厲害了。我偷偷買了手表戴上，用衣服蓋住，生怕父親看見，后來看見了，問哪來的錢，我坦白出去，寫稿賺來的。所以那時候我覺得當記者很有意思，記者可以到處跑。考大學的時候，第一志愿，我報了北大的新聞系。

　　報志愿不像現在有了目標，考個多少分再去報，那個時候我想報什么就報上去了，其實我的成績跟那個錄取線差遠了。結果還好，沒有落選，取到上海外語學院去了，到那里學俄文，想學英文不讓你學，俄文人才急缺嘛。因此我想當翻譯家，一進去就啃外文書，整本啃，一開始滿眼的生字，看到最后幾頁，沒幾個生字了。當翻譯家當得挺好的時候，突然國際形勢發生變化，中蘇關系緊張，俄語人才過剩，那怎么辦？轉學。轉哪兒去呢？我想學文不可靠，學醫。我一個表弟在上海醫學院，我問他，學醫怎么樣？他說人的身上骨頭有206塊，哎喲，一聽腦袋漲，那么復雜。不學了，那學什么？學文學吧，當作家。上海有個華東師范大學，幾個教授很有名，施蟄存啦，我就奔著這些教授，因為這個學校我去過。有我們老鄉在那里上學，校園很漂亮。于是，我就下定決心，去華東師大，學文學去了。當時我們的外語水平已經超過師大的三年級學生，我去進修四年級的課程，那些人都以為我是研究生，我說是一年級學生，他們都不信。在師大，我一心做著作家夢，到了三年級的期末考試時，上面來消息，“現在有機會讓你去當記者，你去不去？”我一聽，當記者，一家大報，北京的，體育報，我就到圖書館去翻，一個小時看完了。那時的體育報，一個禮拜做三期，很薄，但畢竟是當記者了，我說行。讀書也讀膩了，讀了五年大學之后，我就當記者去了。

　　“我說叫魯光吧，魯迅的光輝照著我”

　　我的筆名就是那時候起的。因為我在上海寫稿，都是用我的本名，徐世成。當了記者以后，上海有個老記者有意見了，說你這個當記者，得有一個筆名。那時候，我們對魯迅比較崇拜，要學魯迅，我說叫魯光吧，魯迅的光輝照著我。

　　這個筆名一出來，出了很多笑話。我到北京上班，傳達室不讓我進去，問我叫什么名字，我叫徐世成，他說“沒有，上海沒這個記者，那你誰”，我就說魯光吧，他說“哦，好好，那趕快進”。連工資都給我發兩份，徐世成一份，魯光一份。那我上交了一份，跟他們說清楚。然后結婚的時候，去登記，走在路上，我跟我夫人說，你的介紹信給我看一下，她的介紹信，寫著跟體育報社魯光同志結婚。我說壞了，現在誰跟誰結婚都搞不清楚了，我的單位開過來的是徐世成，我說先回去，又重新開介紹信。當我得了全國文學獎以后，一個山東作家給我題字“魯光，我們山東之光”，我說對不起，我不是山東的，我是浙江人。不過我的塊頭夠了，當時我很壯，沒有江南人清秀的身材，壯得像頭牛，后來就畫牛去了。

　　當記者的時候，兩個事情對我刺激很大。1961年，第26屆世界乒乓球比賽在北京舉行，我們從上海調過去，決賽那天，編輯部領導說“特寫誰來寫”，我們初出茅廬，沒有任務，報社安排了一個廣東記者來寫。那天晚上，我們看球看得真過癮，什么任務也沒有，騎著自行車過去，看完吃夜宵，回來睡覺。第二天早上起來，體育報沒有我們自己的特寫，那個老記者人挺老實，筆頭太慢，寫不出來。這個事情刺激了我。后來到了1965年，第一屆全國運動會在北京舉行，毛澤東要出席，當時給我一個任務，讓我來寫這個綜合新聞，大家集體采訪，我來執筆，結果沒想到那個文章在人民日報印刷廠被他們值班總編看中了，第二天的人民日報就用了我們的稿子。

　　后來，我得過全國好新聞獎，當過亞洲記者節上的副主席、中國記協常委，當記者當到了這個水平，記者夢算是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