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凱麗
北京出版社曾出版過一套叢書,叫“大家小書”。袁行霈先生在序言中解釋了“大家小書”的含義,即學術大家寫的篇幅較為短小的學術著作。其內容淺顯易懂,生動有趣,但絲毫不減學術價值。林庚先生的《<西游記>漫話》就在其列。
在《關于“大鬧天宮”的故事情節》中,林庚先生對孫悟空的農民身份提出了懷疑,他從孫悟空不安于現狀的性格和背井離鄉的行為來證明孫悟空與農民的差異。文章有理有據,逐一探討。從中我們可以看到林庚先生謙遜而嚴謹的治學態度。
在分析孫悟空形象時,林庚先生引用了天宮捉拿孫悟空時陳列的罪狀,關注到一個“偷”字,由該字展開,列舉其偷盜行為,并拿《喻世明言》、《七俠五義》和《神偷寄興一枝梅》等小說中的偷盜情節來作比較,認為孫悟空大鬧天宮的原因與這些小說的主人公有相似之處,可見其文學底蘊之深厚和感受之敏銳。在孫悟空和豬八戒的形象對比中,林庚先生提出了十分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孫悟空是市民形象,而豬八戒則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孫悟空和豬八戒互動中的插科打諢,正符合了市民喜劇的特點。
至此,林庚先生已經把《西游記》解讀成了一本“市民喜劇”。但若僅止于此,《西游記》的價值便與市井小說沒什么區別了。因而他又指出了《西游記》超越市井小說的地方,即《西游記》的“童話性”。
《西游記》的神話色彩是毫無爭議的,但林庚先生認為《西游記》的“童話性”使它高于神話,不被神話和歷史所局限。他分析了神話與童話的界限,認為神話為童話的出現提供了土壤。“《西游記》乃是以兒童的心理和眼光講述了一個動物王國中的神奇的故事”。他認為《西游記》描繪了一個動物世界,這是兒童喜愛的樂園,此外,孫悟空與妖怪的交談中也充滿稚氣,這使得西游記由神話轉向童話。
正如林庚先生所言,童話是極富于樂觀精神的,仿佛一切困難都能戰勝,童話代表著希望和無限的可能。林庚先生說:“《西游記》是一部童話性質的書,我是把它當作童話來讀的。”正是由于這種童真的視角,他在文學中找到了寧靜、愉悅和安慰。林庚先生在《<西游記>漫話》的后記中談到該書的成書經歷。他由于手顫,書寫不便,在助手的幫助下才完成了這本書。“這一段時光是愉快的,談論《西游記》成了生活中的一大樂事”。
“正是因為小說創造了游戲的童話氛圍,我們對孫悟空的許多行為也就不能看得過于認真,看得過于認真了,便不免大煞風景。”學術不是“苦心為文”,在談論《西游記》的過程中,林庚先生獲得了一種享受。《<西游記>漫話》可以說是林庚先生性情的流露,以童真的心態,讀童真的書,寫童真的文字,我們能夠從字里行間感受到先生的滿足感。
林庚先生對待學術的這種態度,與他自身的心性是分不開的。有人評價他有“建安風骨、盛唐氣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懷”。他原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生,后轉入中文系。雖是理科出身,但他身上始終有著詩人的氣質。他當時醉心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想以此探尋未知的世界,而轉到中文系,是想從藝術的角度來了解宇宙、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這是詩人的情懷,也是詩人對于世界的探索意識。詩人氣質影響到他講課的方式,他在廈大講課時善用比喻,吸引了大批學生。其編寫的《中國文學史》也帶著詩人的情懷。
如此心性的人對居住環境也有偏好。林庚先生的受業弟子馬嘶在《林庚先生的詩化人生》中寫道:“林先生幽居的燕南園62號小院蔭蔽在叢叢翠竹和扶疏的花木中,院前青磚門樓上開放著淡雅的小花。走進小院,便有鏗鏘的鋼琴音從敞開的百葉窗間飄灑出來,彈奏的是《牧童短笛》之類的雋永小品,我們猶如走進一個迷離的童話世界。”人的興趣愛好和生活追求會影響到他的生存環境,給浮囂以寧靜,給髙蹈以平實,這既是林庚先生治學的態度,亦是他為人處世的態度。
這個老人始終保有童心和詩心。他的作品語言風趣,心性天真,觀點“另類”,但從學術層面上看卻依然是嚴謹的。他曾說:“一個國家要有盛唐氣象、少年精神,一個人也要有盛唐氣象、少年精神。”不為困難所阻,不為名利所縛,林庚先生的治學態度和為人精神是他留給世人最好的財富。